社会科学理论的数字化转向
一、数字社会学的社会学界定与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一）数字社会学的社会学界定及数字社会学转向
1、数字社会学学科定义的四重类型学(狄波拉•勒普顿)
•职业数字实践（professional digital practice):使用数字工具作为社会学实践的一部分—建立网络，构建在线档案，宣传和分享研究成果，指导学生。
•数字技术使用分析（analys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研究人们使用数字技术构建他们的自我意识、具身化和社会关系的方式，以及数字媒体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创造或再生产中的功能。
•数字数据分析（digital data analysis):利用自然产生的数字数据进行定量或定性的社会研究。
•批判性数字社会学（critical digital sociology):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对数字技术进行自反性分析。
2、数字社会学转向
社会学对数字社会的关注较少，但是近年来，社会学界对数字社会的兴趣似乎越来越浓厚，“数字社会学”一词最近也使用得越来越频繁。第一篇使用“数字社会学”术语的期刊文章是美国社会学家在一份美国期刊上发表的（Wynn，2009)。在这篇文章中，韦恩概述了数字技术可以用于研究（例如使用数字设备进行民族志研究）和教学目的的各种方式。数字社会学作为一个术语和一种事业，在英国最为常见。2012年底，英国社会学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批准建立了一个新的数字社会学研究分会，该研究分会于2013年7月举行了第一次活动。。第一本名为《数字社会学》的书籍出版于2013年（Orton- Johnsonand Prior,2013)，这本书由两位英国社会学家编辑，主要汇集了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的学术成果。在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分会，名为“通信和信息技术分会”，其中包括对所有数字事物的研究。在澳大利亚，“数字社会学一词直到最近才得到广泛应用。2013年11月，澳大利亚社会学会(Austral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年会首次以数字社会学为主题，举行了两次会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数字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最近出现在英国。它不仅关注21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包含自反性批判的理论和方法论路径。数字社会学的内涵包括社会学家自身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以及作为其研究工作的构成部分，如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应当采用何种类型的研究方法以及应如何对其进行概念化，社会学在当今社会衡和评估问题的方法、以及知识经济、权力显性的新型政治形态和关系。虽然并非所有这些学者都将自己归类为专业的数字社会学家，但他们的工作对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独特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1、社会学如何理论化数字社会？
（1）Neil Selwyn的尝试：
A:探讨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形塑关系：Exploring the mutual shap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B:关注和区分变与不变：Making sense of “what is new here?” (as well as what remains the same）
C:进入和熟悉新的技术革新及实践领域：digital sociologists also need to strive for the opposite effect – i.e.to make the strange familiar
D:关心社会结构和社会情景对于技术应用实践及其结果的限定性影响：also concerned implicitly with the social structures that shape and constrain human experience of the digital
（2）研究社会形态演变趋势及其动力机制（围绕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而展开）
A:变与不变：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及人群，例如，数字化生存与突生性社群。
B:变与不变：作为社会行动的动力性基础的社会需要/动机/动力，例如认同需求的凸显与认同文化《认同的力量》。
C:变与不变：作为行动者之间纽带的社会关系，例如跨边界交往与合作。
D:变与不变：作为条件和后果的社会文化体系（尤其文化规范和社会制度），例如饭圈文化与国家统合主义制度体系。
E:变与不变：行动者的社会行动，例如网络动员和集体行动。
2、全球信息经济与新型权力形式
（1）全球信息经济：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推动建立了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新兴经济——数字经济，数字数据经济建立于从各种为商业目的而存储的档案中获取数字数据的技术之上。这种经济形式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和其他网络技术及实践，分散在全球并高度互联。
（2）新型权力形式：新型权力形式强调权力不仅有压制层面（传统的主权权力模式，其中一个权威个人或团体对被规训的公民强制行使权力），还有日常生活的、分散的、经常带有自愿性质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主要通过通信方式运行。这种方式将权力视为扁平的、扎根的、流动的和动态的，而不是倾向于将社会描述为一个基本固定的等级制度的权力结构模型。
2、作为社会物质客体的数字技术和数据
（1）数字数据客体（digital data objects) 是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逻辑的复杂互动集合，它包括点赞或分享按键、个人浏览器的历史记录、社交媒体帖子上的个性化推荐和评论，以及构成用户可用选择的硬件和软件。我们将数字现象描述为客体（objects)，以承认它们的存在、影响和力量，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理论家强调，这些信息形式和其他任何类型一样，都是由社会创造的，具有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生命力。数字数据客体构建了个体关于身份认同、具身化、关系、选择和偏好、服务访问以及空间的概念。 （2）数字数据的物质性：对于创造、管理和存储这些数据的物质的生产劳动者而言，数字数据是复杂决策、创造性思维、解决管理技术问题以及营销战略的产物，同时也是创造数据的产消者的劳动产物。这就是数字数据的“无形”的物质性方面（Aslinger and Huntemann，2013)。
3、产消合一、新自由主义与分享主体
（1）产销合一：也称为消费者即生产者模式。未来学家托夫勒在2006年提出“产消合一”，意指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但被严重忽视的非正式生产部门中存在的生产消费同期行为。托夫勒说：在隐形的经济中“所发生的大量活动基本上都没有痕迹、没有经过测量也没有产生报酬。这就是产消合一的经济。”许多社交媒体用户喜欢创作内容，比如写评论或博客、制作粉丝网站、制作混搭或可视化数字图形，此类活动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同时也是消费活动，即为“产消合一”。
（2）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于发达国家的政治取向。它的主要信条是原子化人类行动者对个人生活机会和结果全权负责，市场经济和竞争在实现最优结果中具有绝对权力，以及国家不再向社会经济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服务。新自由主义支撑了社会学理论在回应数字技术方面的多重维度，包括社会学家分析由数字技术提供的监视和监控功能是如何在家监管和干预被应用于促进自我管理和竞争行为的。
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时代的组织》
这一时代的特征是低成本、跨边界连通性意义上，超级连接使得速配型、社群化“组织”快速生长，其背后则是群体和群体动力学的巨变。未来组织很可能是无时无刻的线以及大规模业余化……自组织。
（3）分享主体：分享主体在内容流通中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在社交网络和社区中的参与感，并深信这种分享有助于形成网络和对话（John, 2013, Payne, 2012)。内容创作者和分享者从事的是无偿劳动，对他们来说，这些劳动具有情感和道德价值，其剩余价值却为其他人提供了经济利益。
（4）传播资本主义：媒体公司和企业积极寻求内容分享和传播货币化的方式，以实现“病毒式传播”（viralty),并引导内容分享和传播为其自身（而不是内容的创造者）带来经济效益。粉丝们被操纵成为媒体产品的营销者，他们通过自己的产消合一实践和生成的元数据来帮助宣传。许多鼓励产消合一实践的平台，也试图通过传统的资本主义方式将这些活动货币化。
4、档案的重要性：互联网是一个档案馆，数字数据以记录和档案信息的形式永久存在。由于它们是机器，而不是传统记忆所依赖的有血有肉的大脑物质，数字技术被视为能够提供更精准的事件记录。它们的数字记录扩展、增强甚至取代了记忆（Bossewitch and Sinnreich,2013：226)它生成、存储、分发和传输数据。数字档案使数字数据具有可搜索性和可分发性，这两个基本特征有助于实现它们的重要价值。（由于当前的全球信息经济依赖于这些过程，数字档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包括知识储备归档的政治问题、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政治问题、人类政治问题、隐私权问题和数据归档挑战个体身份认同的问题。）
5、数字监视：数字监视是使用闭路电视摄像头、射频识别芯片、由众多机构开展的生物特征监测等技术而开展安全部署的行动，还有商业企业为从用户生产的数字数据中获取经济价值而实施的监视实践。数字监视技术与以往监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普及性、收集和储存数据的范围、潜在的持久性及其对隐私的影响。此类监视行为会数字化记录人们的活动，将这些数据归档并使用算法技术生成和处理数据，以用于预测人类行为。这些监视数据比以前的监视形式具有更长的寿命和跨时空的传播能力。
（1）全景监视：是非强制性的规训权力的一项特征，它涉及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由少量守卫从中心瞭望塔监视大量的被囚禁者。这种监视观念在于被囚禁者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使他们学会了自我规训，被监控者永远不能确定是否正在监视自己，所以，被监视者会纠正自己的行为。
（2）禁光监视（ban-opticsur veillance，全景监视的一种变体）一词被用来更具体地描述使用数据来禁止或排斥特定地区、国家或公共空间的某些个体和社会团体，或禁止他们获得就业、社会服务、保险等的现象。
（3）全光谱监视（panspectric veillance)[有时也称为数据监视（data veillance)]：由德兰达（DeLanda，1991)提出的概念，德兰达认为全景敞视依赖于人类的感官（主要是视觉)，而全光谱主要使用数字传感器和信号来创建大数据集。
（4）逆向监视（sousveillance），字面意思是“从下面看”（watching frombelow)]，这些技术为普通人提供了观看他人的手段。这种逆向监视不仅涉及公民之间的相互观看，还包括对当权者进行监视。有人认为监视的民主化能够为公民的观看和揭发赋权，继而达到限制权贵滥用权力的效果。
（5）“景观监视”（synoptic veillance)：包括多数人监视少数人，与粉丝文化有关。
（6）超级监视（uberveillance)：它通常也是参与性的，但可以用于强制的、秘密的，或是挑战人们隐私权的具有胁迫性的监视措施。
6、数字具身化的理论化
数字具身化研究强调个体积极参与媒体。它超越了产消合一的观点，认为所有的消费都涉及用户将一个客体融人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某些行为。它着重于观察客体使用中的赋能和约束维度, 以及客体如何和用户重塑客体一样塑造或规训用户。从这个角度看，人们通过对客体进行整合和驯化来消费它们，将它们带人日常生活，将它们融入身体/自我，并为这些客体赋予个体传记式的独特意义。它们成了“自我领地”（territories of the self)，以个性化使用为标志，并理所当然地关联着个人历史（Nipert-Eng,1996)。自我领地概念承认身体和自我不包含在个体内部的肉身空间中，而是延伸到外部空间，并与其他身体和客体连接或互连。这些过程不可避免地相关，因为它们涉及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具身化互动和情感反应。
从社会物质视角看，理解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互动的方式，是了解社会生活、主体性和具身化的核心议题。对物质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物质产物被制造和使用时，它们如何被赋予社会、文化和个体的意义。从事文化和媒体研究的作者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数字设备如何参与人们家庭、工作中日常惯例的一部分，许多数字人类学家都与这一社会物质路径相关（ Miller and Horst, 2012)。
二、数字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理论化方法
它不仅包括质询所采用的研究实践或方法，还包括将社会学技艺的一部分视为行动者，它们能塑造社会学家开展研究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研究方法既在生产社会世界，又被社会世界构建：它们既是物质的，也是社会的。“方法论装置”（methodological devices)，指的结合在一起以构成社会研究方式的物质对象和非物质观念。在本书中，“装置”更多地指向方法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并是互构的。方法论装置和其他装置一样，可以“研究事物”。这些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研究方法本身不仅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还在不断“建构”和深刻影响着它们着手研究的现象。
方法论装置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集合，它包括物质产物、人类使用者、实践、观念和空间。这种装置不仅是能够开展研究的方法，还是要被分析的对象本身。因社会研究方法本身就是集合，同时又在构建其他类型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拥有自己的“社会生活”（Savage, 2013)，甚至是历史和传记。当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研究者进行研究时，他们正在进人人类、方法论研究装置和数据的集合，它们会随着研究条件的变化而转换。这些研究集合反过来产生研究对象集合。这些不同的集合是相互构建和相互关联的，社会研究集合、社会研究者集合和研究对象集合。
（二）数字社会研究的创新方法
1、民族志田野：数字世界的民族志田野是一个杂乱且不断变化的研究地点，涉及不同技术和其中的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交叉与合作。数字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努力应对这些复杂性，并能够为其他社会研究者提供有用的见解。例如，莎拉•平克（Pink,2009)发展了“民族志场地”（ethnographic place)概念，意指它不一定仅仅是一个物质空间、一个有限的区域，还是一个出于研究者的目的而被集中在一起的相互关联的客体、人群以及空间的集合。这一路径将一个群体的数字技术使用，包括他们的在线和离线活动（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容易变得模糊）以及在这些世界之间的互动，概念化为（可)调研的（数字）民族志场地，这一概念认为研究地点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2、视觉社会学（visual sociology)：包括社会问题的创造性呈现和记录，以及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组成部分的图像阐释。数字编辑软件支持各种图像的创建和操作，“构成关于空间、场所和信息的新认识论”的工具,为社会学家使用充足的视觉图像进行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研究提供了丰富机会。
3、民族志挖掘（ethno-mining)：将定量数字数据与为数据提供社会文化语境的丰富的情境性民族志研究相结合（Aipperspach etal，2006, Anderson etal., 2009, Boase, 2013)。这种方法是从基于传感器的技术发展而来的，它可以自动追踪人们的移动轨迹，成为人机交互领域研究的项目之一。
三、数字技术应用的多样性
（一）数字化学术
1、数字公共社会学
布洛维（Burawoy，2005:4)将公共社会学的挑战定义为“以多种方式吸引多种公众”。他讨论了社会学对专业外人士可见的重要性，这是其合法性来源和支持的一部分，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学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如一部分高校认证课程和“大规模开放线上课程”，简称“慕课”）还是在其他领域，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都可以对学术界的影响力产生积极影响。一些社会学的博客，如社会学图像 (Sociological Images),已经非常成功，拥有数百万粉丝。这成功提升了公众对社会学研究的认知（Wade and Sharp, 2013)。虽然绝大多数社会学博客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它们仍然能够作为社会学研究和分析的无障碍公共讨论而产生影响。
2、数字化学术研究
学术博客被描述为“对话式学术”（conversational scholarship)。它可以作为与更广泛的受众进行交流的一部分，成为学者尝试放松他们正式写作风格的手段。有人认为，这些类型的做法允许学者在抵制学术出版业的要求和生产新型知识传播模式的同时，尝试数字出版和参与。与此同时，社交媒体联络经常给研究生和青年研究者带来情感和学术支持，这在他们的学术生涯阶段中尤为重要。
3、学术礼物经济和新型出版形式
运用媒介分享信息和提供建议，这成为生产以与他人无偿共享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 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和知识并不被视为可销售的商品，而是一种社会公益（Adema, 2013i Gregg, 2006i Hall, 2013a, 2013ct Mewbum and Thomson, 2013)。在这里，被视作社交媒体参与之特征的普遍共享精神和参与式民主，被放在更专业的学术背景下阐释。
学术博客和其他数字平台的写作形式也开始重塑学术出版的模式。现在，博客文章经常被更为传统的学术论坛引用，一些学术期刊将博客、多媒体或开放存取库作为其在线资源的一部分。同时，学术出版社正在尝试新型数字出版模式，包括在线图书格式，这种格式在接收稿件和出版之间的周转时间比较短。学术出版正以杂合和多元化的方式发展，既借鉴了传统的出版形式，也借鉴了数字格式和平台所引入的新型模式。
4、学术计量集合与审计文化
学术工作日益数字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量化监测的对象。现在，学者们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在参与职业自我的呈现，其中包含了这些测量和排名。他们拥有不断变化的学术数据分身，这些数据包含了那些在他们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便在职业活动中收集的数字量化数据。
高等教育中越来越管理化的路径，促进并鼓励了个人、系所、院系和高校的绩效监测、评估和排名实践的扩散，这被霍姆伍德称为“审计治理”（governance by audit)。一些社会学家和其他评论家认为，学术界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的增长是一个重大问题，他们将此视为一种压制性的微观管理形式，激化了学者之间和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有人认为，学术产出的数字化作为审计文化的一部分，在结果上使学者成为了“计量集合”，激励他们通过展示某些属性来获得认可和地位。
（二）数字技术应用的多样性
1、性别化技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引人“赛博女权主义视角”（cyber ferainist perspective)来研究数字技术，试图对技术设计和使用的性别化层面进行批判。唐娜·哈拉维在数字技术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勾勒了一种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女权主义路径，哈拉维在其赛博格隐喻中试图论证人类身体并非本质化的，它们不能被轻易地归为一类或被二元分割。她将马克思主义与技术科学、女权主义理论相结合，统一为她眼中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
2、数字网站中的歧视：网络上仍然存在着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恐同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和仇恨言论。在线网站提供了一个让人们表达、再生产和支持侮辱性和歧视性言论的论坛。这些言论旨在分裂社会，而不是凝聚社会。社会少数群体的成员比那些社会霸权群体的成员 (生活在全球北方文化的健全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更容易受到仇恨言论、挑衅、煽动、暴力威胁和其他形式的网络骚扰（Daniels, 2013b | Humphreys and Vered, 2014) 。
3、数字技术使用的民族志：随着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网络的普及，媒体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民族志和民族志实践，并认识其多样性（Horstetal.，2012:87)。数字人类学家已经发展出民族志研究的新方法，他们试图从文化和社会维度细致研究人们使用在线技术的方式。如使用“后殖民数字生活”（postcolonial digital lives)—词来描述澳大利亚雍古族原住民社群（Yolngu Aboriginal communities)成员,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归档实践。这种研究中，数字技术可能被重新赋予替代性或抵制性的意义，从而对使用它们的人具有文化适当性与意义。
（三）大数据批判社会学
1、大数据现象
（1）原生数字数据客体与大数据
A:原生数字数据客体：数字技术本身在运作的过程中，会生成并归档数据。作为“观察和关注行动”以及“追踪行动主体”的设备(Ruppertetal.，2013:34,35),它们构建了原生数字数据客体。原生数字数据客体通常已经被收集它们的公司或政府机构清洗、排序和配置好了，以便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学术研究者、市场研究者、政策智库和其他商业企业，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数据重新配置。如今，这类研究者经常通过 “获取” (harvesting)、“挖掘”（mining) 或 “抓取”（scraping) 网络内容来获取这些数据。
B:大数据：“大数据”一词所指的是当代数字数据数量的重大拓展，这涉及用户在开展交易时产生的数据，以及用户通过数字媒体技术和数字监视技术（如闭路电视摄像头、射频识别芯片、交通摄像头和自然环境监测传感器）生产的数字数据。
（2）大数据特点
A:信息容量大
B:信息内容、类型多样
C:样本或资料搜集对象规模大
D:时间跨度及长度大
E:可定位、可追踪与可视化
……
（3）大数据分析重要构件
A;数据的抓取、搜集
B:数据的存储和整理
C:基于特定算法的数据处理、机器学习
D:指向更为直接相关关系的分析取向-数据挖掘
2、算法权威：算法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数据，它们还能进行预测，并在构建新数据中发挥作用。数据通常被形容为信息的原材料，而算法则是处理这些信息的中立能动者。算法塑造数字数据收集和分类方式，是人类行为和决策结果，但它们也拥有自己的能动力量。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被构建或配置信息(从“原始数据”变为分析数据），并又被反过来用于构建“知识”，这涉及意义、文化信仰和价值判断（RasSnenandNyce,2013)。
3、大数据焦虑：最常用的大数据隐喻是那些与“水”有关的讨论：字符串流、数据流量、泄漏、河流、海洋、波浪、消防水带，甚至数据泛滥、洪流和海啸等词也在普遍使用。这些隐喻把大数据生动描述为一个大的、流动的、不可控制的实体，它拥有巨大的物理力量。这强调了数字数据客体运转的高速性、不可预测性及难以控制和遏制的性质。这种流动性隐喻的基础是对数字技术及其所生产的数据的普遍性和明显不可控性的忧虑。
4、腐烂数据：强调了数字数据的转换方式，承认数据的存储方式可能会导致数据退化或数据丢失。“腐烂”数据概念表示数字数据的生产、传输和存储方式并不是万全的，如果“网络”或“互联网”的隐喻倾向于暗示线或绳之间的相互连接，那么就会出现“断网”或“阻止站点”等提示语，表明它们之间可能无法相互连接，从而变得混乱、毫无用处。
5、大数据伦理：指数据隐私性未受到保护。应用程序和平台的开发者并未一直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收集到的个人数据，许多应用程序缺乏任何类型的隐私政策，它们在收集用户数据时很少采用数据加密措施，许多开发人员将收集的数据直接发送给未在其网站上披露的第三方（Ackerman, 2013)。
四、数字社会学研究的议题
（一）数字社会不平等
1、数字社会不平等：哈尔福德和萨维奇提出了 “数字社会不平等” (digital social inequality) 的概念，以表示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和数字技术途径之间的交互联系。他们进一步认为，与其将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理解为一个单向过程（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导致缺乏获取的权利），不如从社会结构因和数字技术使用的相互构建（或他们所谓的 “共同建构”）角度来理解这种关系。在描述数字社会不平等时常用“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然而，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采用了过于简单化的观点。仅用“数字鸿沟”难以涵盖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复杂性。数字设备和网络接入的高昂费用以及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用性，都是影响人们利用数字技术的明显因素。一个略微不明显的影响因素是人们在互联网可用时的具体使用实践所遇到的数字技术访问障碍，将其分为四个维度：
A:缺乏基本的数字经验，这是由对技术使用的低兴趣、焦虑感或阻碍技术使用的设计元素造成的；
B:缺乏技术途径，如没有数字设备或无法连接互联网；
C;缺乏数字技能，如处于低水平使用阶段，或不熟悉技术 的新版本；
D;缺乏重要的使用机会，由于家庭或工作场所的时间限制 和竞争。（van Dijk and Hacker,2003 )
E:数字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客体：它们被赋予了与性别、社会阶层，种族/民族和年龄相关的意义。
2、数字社会不平等应用研究——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原住民：他们热衷于使用数字技术，尤其是手机和社交媒体，而且往往拥有专长。这种刻板印象没有涉及未积极参与数字技术的青年群体。
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虽然是在个体层面通过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得以实现，但其具体发生的情境却扎根于家庭。教父母/祖父母用微信，成为中国家庭代际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单向的数字反哺只能弥合不同世代之间的采纳沟，老年人在数字技能上的浅尝辄止让使用沟的弥合变得艰难，更不用说知识沟的弥合。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空巢化，原本应由家庭发挥的功能被逐渐抛向社会，数字反哺的发生情境也势必由家庭转向社区。因此，我们亟需从社会保障、行业发展、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全社会数字融入路径。
（二）数字素养与数字赋能
1、数字素养定义
（1）数字素养概念框架：
A:照片视觉素养 :阅读视觉表现的艺术——具有照片视觉素养的人具有良好的视觉记忆能力和较强的直觉联想思维能力，能够轻松流畅地解码和理解视觉信息。（百词斩，利用视觉刺激学习者的记忆）。
B:再生产素养:创造性地回收现有材料的艺术——通过整合现有的独立信息片段，创造出有意义的、真实的、创造性的作品或解释的能力。
C:信息素养;怀疑的艺术——批判虚假信息的能力。
D:分支素养:超媒体和非线性思维——从非线性、“无序”方式排列的信息中，进行关联、分支和非线性导航的可能性。（在信息冲浪时不被无关信息扰乱的能力）。
E:社会情感素养：用户必须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分析性和成熟性，并且必须具有高度的信息素养和分支素养。具有社会情感素养的用户可以被描述为愿意与他人分享数据和知识，具有信息评估和抽象思维能力，能够协作构建知识的用户。
2、数字素养定义扩展：实时思维技能
作者认为数字素养的研究缺乏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这篇文章（2012）介绍了EshetAlkalai于2004年发表的基于技能的理论框架的更新版本——增加了第六项技能(Real-time Digital Skills实时思维技能)，指的是同时处理大量刺激的能力，如在视频游戏或在线教学中，现代数字环境如多媒体环境、数字游戏、微世界模拟等，当操作这样的环境时，用户需要分散注意力，对监视器上同时出现在不同位置的各种刺激做出反应(Green & Bavelier, 2003);他们必须能够同时执行不同的任务(多任务)，并且当他们将注意力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时保持在任务上，他们需要能够迅速改变他们的视角和对环境的看法;他们必须对实时出现的反馈做出反应。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快速有效地将混乱的多媒体刺激同步到一个连贯的知识体系中。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需要同时实时和高速处理大量信息的情况已经变得普遍，主要是在操作多媒体程序和先进的机器。这就要求当今数字环境的用户掌握一种特殊的思维技能，这里称之为“实时思维”。
3、数字素养技能
很多研究中数字技术被描绘成一种工具，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协作和动力，并培养新的多模式读写技能，伴随而来的是从认知层面上理解读写能力到对塑造学习者发展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欣赏的转变。作为对这些观点的回应，《数字教育与学习系列》探讨了数字技术在课堂内外的教学潜力和现实可能。结合前沿理论观点和案例研究(单作者和编辑的集合)，为学术研究人员，教师培训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感兴趣的教育和新兴技术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2014)
A:操作技能：最基本的技能(打开电脑、打开文件夹、保存文件等技能)、（打开网站、搜索引擎、发送邮件等）。
B:正式技能：正式的互联网技能是通过菜单浏览互联网的能力，使用嵌入在不同格式中的超链接，如文本、图像、菜单、电子邮件或应用程序。…
C:信息技能：正式的互联网技能是通过菜单浏览互联网的能力，使用嵌入在不同格式中的超链接，如文本、图像、菜单、电子邮件或应用程序。…
D:沟通技能：网络沟通技能是一种搜索、选择、评估和处理在线联系人(网络)的能力。（在线编码消息:构建意义；在线解码信息:理解含义；在线交换消息:交换含义；在网上吸引注意力；集体智慧:在点对点网络中汇集知识和与他人交流的社会能力。谈判:交换意义以达成决策和在理解他人/合作伙伴意义的同时实现交易的能力）。
E;内容创造技能：内容创作互联网技能是创建适当(最低质量水平)且有效或有吸引力的文本内容所需的技能（音乐及视频内容、照片或图像内容、多媒体内容、混合内容）…
F:战略技能：互联网战略技能的指标指朝着特定目标发展方向、采取正确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正确的决定，最终获得目标带来的好处…
4、数字素养分化：技能差异
伴随数字媒体长大的人通常被认为对信息和通信技术非常精通。然而，这些假设很少基于经验证据。这篇文章利用了一组不同的年轻人的互联网使用和技能的独特数据，表明即使在控制互联网接入和经验的情况下，人们在网上的能力和活动也是不同的。 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网络技能在人群中并不是随机分布的，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男性、白人或亚裔美国人的网络使用技能水平较高，这些与年轻人参与各种在线活动的程度有关。此外，技能本身与使用类型呈正相关。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表明，即使控制基本的互联网接入，在一群年轻人中，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将网络融入日常生活的重要预测因素，那些来自更优越背景的人以更明智的方式使用网络进行更多的活动。
5、结合实际：素质素养与乡村治理
A:数字化通用素养：使用基本数字工具收集、整理和加 工数字化信息。
B:数字化社交素养：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流与协作。
C:数字化创意素养：创建和编辑文字、图像和视频等内容并进行 创意化的表达、输出和传播。
D:数字化专门素养：创造性运用数字资源解决 所处专业领域问题，采取安全有效措施保护个人信息。
E:数字化安全素养：维护正当权益以实现对数字技术长期安全利用等方面的 意识、知识和能力。
F: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
研究表明数字素养通过预期成本、预期收益的方式，乡村精英身份通过主动规范的方式对数字化党群教育（远程教育平台、学习强国+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如微信公众号、信息服务平台等+村务讨论）、数字化民主监督（如微信群、QQ群等+民主监督）具有积极作用。
（三）数字政治及公民数字公共参与
1、数字监视政治：监视可以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公开的或隐秘的、温和的或强制的、限制个体自由的或支持自由的。在《流动的现代性》（ Lyon and Bauman, 2 0 1 3 )—书中，监视无处不在，而且灵活快速运转。情报和执法机构一直在监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和对应的元数据，并利用自身的社交媒体平台彼此共享数据 (Werbin，2011)。斯诺登披露了政府机构对数字用户的监视，斯诺登文件显示，西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秘密访问了数字媒体网站，试图监视参与政治行动主义的个体活动。
2、隐私政治：通过数字媒体实践，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差异受到挑战并发生转变。事实上，有人认为，通过在线自白实践以及数字技术用户关于曰常习惯、活动和偏好等大量数据的累积，隐私概念已经发生变革。随着算法技术不断聚集和解释他人的数据，个体数据也能通过品位和偏好预测来影响他人（boyd, 2012)。丹娜.博伊德（boyd,2012)提出的“网络化隐私”（networked privacy) 概念指证了这种复杂性。正如她所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和逆向监视时代，很难将隐私作为一个单独的议题。许多在社交媒体网站中上传图片或评论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将其他人包含在这些材料中。
3、数字行动主义：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将社交媒体服务于行动主义领域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卡斯特（Castells,2012)在他最近一篇关于网络化社会的文章中，将注意力转向利用数字社会网络推动当代社会运动和行动主义的路径。他认为，这些新兴网络形式通过建构新型公共空间，或在数字空间和城市空间之间构建的网络化空间中，对既有权力的运作构成了重大挑战。一些文化研究和媒体传播学学者，描述了使用数字媒体进行政治行动主义、用户在网络论坛上创造的政治性媒体内容以及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等方面。图费克奇和弗里龙（Tufekci and Freelon,2013:843)认为，现在的数字媒体技术对政治行动主义的影响研究应该关注的是其影响机制。
4、开放数据和数据保护倡议
个人数据开放：有一种趋势是从平台和网站开发人员使用的档案中解放数据，以便个体可以出于商业以外的目的访问这些数据。这里的数据集合变成了一种商品，用户可以自己使用，而不是让平台开发者将其货币化（Vaughn,2013)。
“开放数据运动”： 被用来描述一种政治观点，即以政府主体的数据档案具有访问价值。开放数据运动的假设是以政府主体的数据档案能够揭示出其政治低效、财政浪费、不关注公民的切身利益和极度腐败等。在开放数据倡议中，人们聚焦于诸如“透明度”“问责制”“公民赋权”和“参与”等关键词。有人认为，这种实践不仅涉及更广泛的民主参与，还可能创造新兴产业和创新。有人主张要建立一个全球数据生态系统，世界各地的社群都能够为自身目的而访问该系统（DaviesandBawa，2012)。
5、批判视角：尽管有许多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媒体开展政治活动和公民参与的成功例子，但一些批判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实践效果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批判者认为，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以及其他形式的信息传播和煽动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和多度的，它涉及一个异质的行动者集合，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新媒体和旧媒体。
6、公民数字公共参与的负面影响：鼓励公民参与知识创造会给其他公民的隐私和自由带来重大的风险和威胁。现在，逆向监视和景观监视实践是许多用户与数字技术交互中必不可缺的要素。移动和可穿戴计算设备使用户能够不断监测和记录在家庭和公共空间移动时的视听数据，这些记录在通过数字媒体平台传播和贴标签时将受到道德阐释的影响（Biresi and Nunn，2003)。在公共空间中活动的人们，在公共视野中变得模糊不清，这呈现出一种空间、视觉、社会甚至刑事谴责的新构型。
（四）个体时代与数字治理
1、什么是数字治理?
什么是数字治理? 一般认为，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型治理范式，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数据泛在融通共享，精准研判、及早预管、紧急处置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针对数字世界各类复杂问题进行创新治理。《数字治理》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介招了数字治理的产生和发展脉络，分析了中西方在理论基础、制度、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上的差异，介绍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联系。并对数字治理理论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分析其演进逻辑、追溯其产生的渊源与理论基础。
2、治理什么?
数字治理到底要治理什么? 从治理范围来看，数字治理涵盖宏观层面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中观层面的行业治理、产业治理等，微观层面的平台治理，企业治理、社区治理等。《数字治理》通过第三章和第四章阐述国内外的数字治理，结合案例分析了促进数字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
3、如何治理?
数字治理如何治理社会?《数字治理》通过第五章分析数字治理的推进路径与发展趋势，第六章我国数字治理的探索与实线，勾勒了数字治理路线图。作者提出，未来应加快数字治理的法治建设、完善公共数据管理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格局、推进公共服务精准化精细化和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各地应该因地制直，城市和农村治理的重点应有差异。
（五）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动
1、数字经济
在资本的卷入下，如何对抗平台话语的免责、平台创业的资本化、分享经济的逐利化？
如何更好地进行平台数据的确权、平台劳动关系的确定、平台责任的划分？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如何更好地助力？
A:赋权与增能，边缘弱势群体发展
B:普惠与分利，共同富裕
C:混合与公私一体，社会创新创业
……
2、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出现以后，劳动概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第一是劳动要素、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第二是劳动主体发生了变化，数字劳动的部分主体是工程师，不同于传统讨论中的蓝领工人；第三是劳动组织发生了变化；另外，劳动过程中生产的价值观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该怎么更全面地看待数字劳动？如何进一步/创新的视角研究平台劳动控制，化解平台劳动的异化？
A:工作多样性和自主性
B:平台型劳动关系与劳动控制
C:劳动价值及价值评价
……
（六）数字时代的组织及共同体
结合新自由主义可以推测数字时代的人类共同体与组织是组织化时代的终结与自我中心组织时代的来临。
José van Dijck（ [荷兰]何塞·范·迪克）etc. 平台社会：欧美的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和微软，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已经成为了控制信息传输节点甚至提供公共服务的大平台（Big Five）……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组织起来的数字化生产、生活构成庞大的“平台生态系统”（Platform Ecosystem）。它们本身是市场化营利机构，但却有强大的公共性和公共行动能量，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自上而下”的“大政府”。在平台社会中，政府、平台与用户间孕育出新的合作机会和冲突张力，并与互联世界中的地缘政治相关。
1、组织的变化：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卡斯特，《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既是一种关系结构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行为模式意义上的行动逻辑。
(1)社会结构变化：网络结构。
(2)行动（制度）逻辑：网络化逻辑。
(3)社会认同变化：一致性、稳定性社会认同的瓦解，以及社群生活基础上的动态化认同重构。
五、数字社会学研究转向的反思
1、数据素养缺失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访问大型数字数据集的同等机会。大多数社会学家缺乏计算机技能，这限制了他们超越开源分析工具、超越简单分析的机会。在访问和使用大数据的方式上，研究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分析简单化带来数据分析缺乏专业培训：转向开放源数据倡议以及提供获取和分析这些数据的工具，使得某些数字数据更便于进行分析。这些工具使任何感兴趣的人都能从事社会研究，而无需任何研究方法上的培训。
3、商业数据保密问题：尽管一些数字数据是对所有人公开的，但是随着商业互联网公司所收集的大数据集变得更具价值，他们的数据访问权限逐渐被封锁，从而不利于研究。
4、数据代表性问题：通过平台的应用程序接口来免费获得的数据，只占该平台收集和存储的所有数据中的极小部分，这就对所分析数据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提出了质疑。
5、庞大数据难以筛选问题：研究者面临的数字数据量十分庞大，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不断选择如何筛选特定数据进行分析。
6、数据信度和效度问题：数据是人类决策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线材料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它会被修改，甚至从互联网上完全删除。大多数大数据分析只能提供极为片面的信息。判断数据效度的另一个困难是一些数据贡献者试图戏弄系统或作恶作剧，发布不准确的信息或篡改的图像来呈现事实。
7、研究复制困难：直接复制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也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所使用的工具和数据集往往具有不稳定性，社交媒体平台也通常不允许研究者公开共享他们的数据集。
8、人文学科内部对资料数字化的担忧：一方面，量化和信息将会超越对文化资料的传统的、更深入的和更具解释性的校阅式分析，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除了作量化之用以外，很少有关于文化资料的大规模数字档案之使用的出版物。
9、质量问题：与那些在高度人为干预下开发的、以确保高标准的小型数字化藏品相比，大规模数字化资料可能质量堪忧。那些依赖于大规模自动扫描技术的数字化成果，通常会导致元数据不佳或者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错误，从而丢失重要的信息。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数据的价值可能大打折扣。
10、数据道德伦理问题：数据社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或者当研究者研究在线社区的互动时是否需要让在线社区的人们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