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
图书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旨在对中国历史型态作出解释的社会学著作。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与理论”，提出了一个历史变迁理论；第二部分“东周历史的背景”，分析了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即西周时代的政治、社会、思想与经济背景，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有所讨论；第三部分“东周时期战争驱动的历史发展”，涵盖了自春秋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的历史，重点研究那些激发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市场关系与官僚制帝国的兴起或至少是使这些历史现象得以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因素与历史动力，同时探讨了秦的统一与“儒法国家”在西汉的肇始。第四部分“儒法国家和中国历史的基本型态”，基于之前的理论模型，讨论了儒法国家如何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
在本书中，赵鼎新教授对公元前11世纪至清朝灭亡的中华帝制的历史进行了一项全新的讨论。这项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些可以解释“中国如何以及为何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一统下发展出官僚制帝国”的因素。随后，本书考察了在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吸收了儒家和法家两种哲学传统的政治体制。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宗教、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但是儒法体制却延存了两千多年。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韧性体制的存在，尽管中国从北宋时期开始就经济繁荣、技术先进，但是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在考察这一政治体制的本质时，赵鼎新教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中国历史，即强调结构性力量与社会机制在塑造历史动力方面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赵鼎新，1953年出生于上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现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赵鼎新老师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硕士学位，1990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1990年入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从事昆虫生态学博士后研究，1990年转入社会学系，1995年获麦基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教授、Max Palevsky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2006—2009）。2015年起任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2018年起先后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首席指导专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形成》《民主的限制》《合法性的政治》以及《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著作曾先后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书籍奖、2002年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书籍奖、美国社会学学会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书籍奖。
成书经历
20世纪建构的政治价值和制度面临着新兴技术和社会各方面产生的新问题的冲击，国际关系、国家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关系都面临着重塑。作者写作本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74年的“批林反孔”运动中。作者当时是宁夏银川一个工厂的写作组的一员。在写作组中，作者阅读了大量古代中国哲学著作，并产生了一些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历史似乎并不是儒法斗争史”，这些经历和此后关于社会学知识的积累让作者把研究转向对中国的帝制体制的研究。
读书笔记
第一章：绪论和理论概述
第一部分由绪论和理论概述所组成。作者将斯宾塞的元素加入到迈克尔·曼的理论中，提出社会变迁的最重要动力是竞争与制度化的辩证性互动。并且假设社会行动者的竞争发生在四种理想型的竞技场中，即经济、意识形态、政治与军事四个领域。对韦伯的合法性与理想化这两组重要概念作了修正。提出绩效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与法律——程序合法性的概念。将韦伯的工具理性拆分成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与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
第二章：西周王朝自其起源至其衰亡的历史
第二部分中的两章概述了西周王朝自其起源至其衰亡的历史，详细介绍了“天命观”、基于血亲关系的“封建”体制，以及宗法制。还探讨了西周时期的其他一些特征，例如“国人”与“野人”的性质，以及青铜器的铸造、官学教育等。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发现中国的人口在西周至东周期间大幅度增长，但对塑造东周历史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认为东周历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内部。此外还考察了古代中国城市国家的性质，东周早期的城市国家没有施行官僚制也没有常备军，此时爱国主义和地域性的身份认同没有建立起来，这十分有利于中国日后的统一。这一部分介绍了东周时期主要诸侯国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了东周历史的三段式分期：霸主时代（前770-前546）、转型时代（前545-前420）、全民战争时代（前419-前221），并详细阐述了各个时代的社会。
第三章：霸主体系的产生及其性质
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点，阐述了霸主体系的产生及其性质。作者主张，东周早期的中国不是许多史学家所说的存在“五霸”，他创造性地把中国分成四个相对独立的战区。同时认为礼仪在东周早期的战争中的作用没有想象的大，遵循西周礼仪的战争型态逐渐走向式微。在转型时代，中小国家之间的冲突变得普遍起来，社会的各方面都变得更加效率导向型。全民战争时代出现了新的身份群体：“士”，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学派，法家学派的改革与国家军事竞争的开展互相促进。他提出政治行动者有三种理想型方式动员其追随者参加战争：物质补偿、让其相信其是为自身需要而战斗、强制并奖赏。作者同时讨论了不同性质的国家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军事动员。揭示了军事竞争连同封建危机一起促成了魏国的法家改革。对秦国崛起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秦国能最后一统天下，并提出两个近代欧洲不具备的中国能够统一的有赖条件：战区较小且气候温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未出现。指出汉武帝将帝制儒学引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并将法家意识形态纳入其中，造就了儒法国家的雏形。
第四章：汉朝之后佛教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第四部分指出汉朝之后佛教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但中国的统治者都认为儒家学说相较于佛教文化，是一种更有用的统治意识形态。解释了游牧民族为什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儒法国家政治体制或者其文化。同时讨论了新儒学的兴起和科举制的扩张及其结果，儒法国家的政治体制愈发加强。作者指出，从宋朝开始繁荣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对儒家学说造成冲击，无法撼动儒法国家的统治地位。
研究报告
由于过分依赖军事力量与法家意识形态，导致了秦帝国的崩溃，并促使西汉政权不断调整治理模式，最终形成一种稳定的，被称为“儒法国家”的权力组合结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相统一，军事权力弱化以及经济权力边缘化的一种形态。这一形态在西汉之后的历史中不断强化，以至于诸如北方草原政权的入侵，道教、佛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的兴起，北宋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明末清初儒学内部的思想反动等都难以挑战“儒法国家”的主导地位，直到西方冲击到来。
研究目的
赵鼎新老师《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一书旨在为有关持久绵延的儒法政治体制的众多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所要达成的目的也只有两个：其一是解释中国为何且如何由秦统一并发展出官僚制帝国；其二是探讨了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制度化的政治及文化结构为何有如此强的韧性。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几乎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我想对我今后进一步阅读相关著作与写作将大有裨益。
研究问题
解释中国为何且如何由秦统一并发展出官僚制帝国，探讨在西汉时期就被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为何长盛不衰并绵延至19世纪。还讨论了许多中观及微观层面的问题：“西周王朝时期所出现的城市国家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在东周早期霸主体制下的邦国关系并非传统史家所惯常认为的那样，是由霸权更迭所支配的历史？”
研究对象
对公元前11世纪至清朝灭亡的中华帝制的历史进行讨论。
研究理论
宏观历史变迁（macro-historical dynamism）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就是竞争与竞争结果制度化的辩证互动是历史变迁的根本性动力。
本书提出的宏观历史变迁理论基于两个前提：其一，人类是具有竞争性和易于发生冲突的动物：其二，人类个体或集体通过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四个面向的竞争获得主导权。这四个面向，即迈克尔曼所称的社会权力的四种“理想型”（ideal type）来源，或四种权力资源。
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本书主要参考的文献是《左传》、《史记》。还辅以参考许多现代史家的著作，例如傅仲侠《中国军事史》、杨宽的《战国史》以及林剑鸣的《秦史稿》等。
（二）考古发现
（三）对东周历史核心事件发生地的实地考察
基本观点
（一）东周时期的人口变化不是塑造东周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
历史学家通过对《国语·周语上》、《战国策》等史料的考证，估算出中国人口从西周晚期到东周晚期“从1000万至1500万增长到了3000万至4000万”。考古挖掘可以发现，西周有许多官办手工作坊，作者认为虽然东周晚期人口密度提高有助于市场经济和商人群体的兴起，但是对塑造东周历史没有起到关键作用。作者推断，西周时期市场经济的缺乏是“国家性质和其生产模式”造成的结果。
（二）“五霸迭兴”是神话，古代中国战场分为四个战区
虽然当代历史学家对“五霸”分别是哪些国家还各执一词，但是基本都认为：“（1）霸主政治始于郑庄公，终于越王勾践；（2）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段时间里都仅有一个霸主国家”。作者的主张预期相反，认为郑庄公、齐桓公等只对周边国家才有其政治影响力，最多算一个区域霸主，而吴国和越国“既缺乏军事实力，也不具地缘优势”，也不适合称其为霸主。作者主张摆脱《春秋》、《战国》的文本性质的影响，同时提出“古代中国大约在公元前643年以前存在者四个大致彼此有一定程度区隔的战争区域”：中——东部的齐战区、南部的楚战区、北部的晋战区和西部的秦战区，战区以区域内核心国家的名称命名。作者指出，四个地区性霸主的共同特征就是：（1）摆脱了西周礼仪和行为准则的束缚，采用效率导向型的战争策略；（2）有有利的地缘环境。
（三）西周礼仪对东周战争的影响逐渐式微
东周时期的战争是高度仪式化的，所以陆威仪认为崇拜祖先和捍卫荣誉是当时战争的推力，着重强调东周战争遵循着某种“暴力历法”，依靠宇宙观原则决定发动战争的时间。但作者认为诸侯国发动战争是为了能在国际关系中取得主导地位，作者将春秋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统计出诸侯国在不同季节交战的次数，得到“春季是最不适于发动战争的季节”、“在夏季发生的战争次数最多”，者与陆威仪所强调的“秋冬二季是进行战争与举行其他有关刑罚、杀戮活动的季节”相悖。所以，礼仪在早期中国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崇拜祖先的活动。
（四）世亲贵族的日益强盛以及公室权力相应的逐渐衰落导致古代中国封建体制崩溃
作者将某一国家国君的非正常死亡率政权继承危机的严重程度作为一个指标，显示公室力量与贵族力量之间的相对强弱关系。对贵族力量强度的定义基于两条假设：“（1）对于某国而言，如果史料典籍所记载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越多，那么该国的贵族力量就越强大；（2）某国某贵族世家的政治影响力正比于此世家在该国能够延续其政治地位的世代数”。作者处于对国家实力和数据来源的考虑，选定楚、晋、齐、秦、鲁、郑、宋、卫、周9个国家为分析对象，得到如下结果（图1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政权继承危机）。
图 1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政权继承危机（源自原书）
结果表明一国贵族势力的强度与该国政权继承危机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²=0.66）
（五）爱国主义与地域性的身份认同尚未在古代中国生根
在西周时期以及东周早至中期，周朝政权将其治下的民众划分为两类：“国人”和“野人”。“国人”享有参与决议、批评领导者、选择王位继承人等的权力。“国人”同时享有一种消极权力，他们可以选择出逃。“野人”是指那些生活在国家权力触及不到的世界，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的一类人，他们也同“国人”一样，如果不满国家权力的约束，也可以选择“退出”。“‘国人’是一种泛化的身份”，“不是附在某一特定地域上的”这样的“泛周”身份让公民缺少对国家和地域的认同感，同时也为以后秦的一统打下基础。
（六）战争促进了东周时期效率导向型的积累发展
作者通过比较东周早期至中期最强大的四个国家：晋、齐、楚、秦，将其分为两类历史发展模式：遵从西周传统文化与挑战西周政治权威。“晋与齐属于第一类。晋国与齐国虽然能采取务实的政策以辅助其在军事上的功业，但它们的文化仍深深植根于西周传统”，最终触发了“封建危机”；楚和秦是第二种模式，在战争时采取了效率优先的策略，避免了“封建危机”。魏国和秦国的变法提高了自己国家的实力，“国家权力成为东周时代战争的最终受益者。”
作品赏析
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
本书是作者在2006年出版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的进一步阐述，两本书都着墨在东周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在展开论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游牧民族的讨论，佛教与儒家思想的碰撞等等新的见解。本书的核心就是对儒法国家的问题的讨论。
作品评价与相关应用
（一）作品评价与个人感悟
金世杰认为，作者的论点中的历史决定论色彩过强，没有重视历史中的偶然性，而且对亚洲的处理太过中心主义：作者在处理欧洲与中国关系时稍微有些疏忽，没有体现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而在当时这种交流是存在的。但是金世杰同时也认为本书相较于之前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是一大进步，对作者的史料剖析和运用能力表示认同。
乔纳森·赫恩就作者对“竞争”这一概念的定义产生了疑惑并进行了探讨。乔纳森·赫恩认为人类具有谋求生存和繁衍的倾向，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他们要与对手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这会让人类看起来是天性使然的竞争性。但是我们很难肯定地说，人类具有竞争性[ 乔纳森·赫恩,韩坤. 《儒法国家》中的“竞争”概念。
在我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惊叹于作者对概念定义的严谨度和阐述观点的逻辑性。作者借用迈克尔·曼的理论，建立了一个宏大的框架，在框架内对东周时期的中国历史进行分析。作者创造性的挖掘史料中关于行军距离的记载，并将其用于佐证对各个国家当时国力的分让我印象尤为深刻，这种新颖的角度和对史料的提取与挖掘能力让我十分佩服。阅读完本书后我发现秦能一统中国的一大有利条件是东周时期爱国主义和地域性的身份认同还未形成，这让我十分好奇，爱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展并深深烙印在国民心中的，是如何从士可以“择良木而栖”，将可以毫不愧疚地攻打自己曾经的国家的东周时期，发展到后代的“爱民生之多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
（二）相关应用
本书因其讨论的新视野，为后来的学者所借鉴。向静林分析并指出了血缘地缘政治在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发展轨迹和重要作用。梁希结合赵鼎新的观点就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作了论述和探讨，认为稳定的儒法国家体制基于社会和商业以高压，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不能内生的发展起来，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