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人口学视角——以新疆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为例
摘要：本文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以人口学视角探讨新疆地区人口流动与民族交往的现状及其联系。首先介绍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性以及新疆所处的关键位置，明确了人口学视角下民族交往融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分析新疆人口总体特征、民族人口特征、流动人口特征，发现维吾尔族、汉族、回族是构成新疆人口的主体民族，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新疆的省外流入劳动人口以汉族人口为主，因此在多民族杂居交流的情境下，推动民族的交往融合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对此本文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帮助应对流动人口融入新疆地区以及推动各民族人口交流交融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变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球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大计。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构想，该构想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和伟大构想。这不仅可以实现欧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人、发展空间更加广阔，而且中国提出该创新合作模式，可以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五通”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 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新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这一地区不仅是中国与中亚、南亚以及欧洲的重要连接点，也是古老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首先，新疆是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位于中国西北部，北接俄罗斯，西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新疆成为中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地。新疆的多条铁路和公路通道，如“中欧班列”就是通过这一区域，将中国的商品运往远在欧洲的市场。其次，新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丰富，这些资源的开发和运输为沿线国家提供了能源保障和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同时，新疆多元的文化和历史遗迹也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提供了平台。最后，新疆的稳定对于“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由于其地理位置的敏感性，新疆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区域安全环境。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了一系列发展计划，旨在通过提高当地经济水平来维护社会稳定，并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2022年，习总书记在考察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时曾指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不再是边远地带，而是一个核心区、一个枢纽地带。”新疆作为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我国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新疆的发展越来越牵动人心。从民族人口学视角切入，我们不难看到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和多种文化交会区，全国56个民族的绝大部分在新疆都有分布。新疆60%以上人口是少数民族，其中穆斯林人口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占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97%。新疆周边中亚、南亚国家也主要是伊斯兰国家。在国内，穆斯林是我国人口增长率最高的人群；国际上，周边伊斯兰国家又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中亚、西亚的泛民族主义思潮直接影响着新疆的社会稳定，边境安全与人口发展关系密切。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区，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新疆的人口结构复杂，主要民族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等，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新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也引发了新一轮的人口流动和族际交往。
从人口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新疆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人口流动不仅涉及数量的变化，更关系到人口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族际关系以及文化传播等多个层面。通过对新疆人口流动的深入分析，可以揭示不同民族间的互动模式，理解影响族际关系和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在实践意义方面，探讨新疆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的现状和问题，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助于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还能够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新疆而言，这种研究可以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文化交流等提供政策建议和操作方案。在社会文化意义方面，通过人口学视角研究新疆的族际交往，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尊重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文化交流与互鉴，对于促进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增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具有积极作用。这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最后，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新疆作为中国的重要边疆地区，其稳定与发展对国家的安全和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研究新疆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有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对实现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和维护边疆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本文探究的问题包括新疆地区流动人口的特征，以及新疆当地的族际交往情况，旨在回答“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人口流动有何特点？流动人口的结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如何？新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如何？经济带建设是否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等问题。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人口流动和族际交往的研究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希望本研究能够帮助更好地理解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人口流动和族际交往，为地区的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提供支持。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在迁移研究领域中，是解释人口流动的一个经典理论框架。该理论最初由Everett S. Lee在1966年提出，用以阐释人们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决策过程。理论的核心在于，迁移动机可以被视为"推力"（Push factors）和"拉力"（Pull factors）的相互作用，其中"推力"代表着驱使人们离开原居住地的负面因素，而"拉力"则指吸引人们前往新地点的正面因素（Lee, E. S., 1966）。
"推力"通常包含了一系列不利于个体或家庭生活质量的因素，如经济困难、就业机会的缺乏、政治压迫、社会冲突、环境退化等。这些因素增加了个体对现状的不满，激发迁移的欲望。相对而言，"拉力"包括更好的就业机会、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政治和社会稳定性、优良的环境条件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等，这些因素对个体具有吸引力，促使他们向具有这些条件的地区迁移（Massey, D. S. et al., 1993）。除了"推力"和"拉力"，Lee还指出了"干扰力"（Intervening obstacles）和"个人意愿"（Personal factors）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干扰力"指的是在迁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如地理距离、移民政策、经济成本等，这些因素可能阻碍或改变迁移的方向。而"个人意愿"涉及到个体的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家庭状况等，这些特征将影响个体对"推拉力"的感知和反应（De Haas, H., 2010）。
推拉理论在迁移研究中的应用广泛，它不仅被用来解释跨国迁移，还被应用于城乡迁移、地区间迁移等不同尺度的人口流动研究中。该理论强调了迁移决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理解迁移现象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Skeldon, R., 1997）。然而，推拉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一方面，批评者认为该理论过于简化了迁移决策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迁移网络、社会资本以及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作用（Portes, A., 1997）。另一方面，有观点指出，推拉理论未能充分解释迁移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如全球经济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等（Castles, S. & Miller, M. J., 2009）。尽管存在争议，推拉理论仍然是当代社会科学中分析和理解人口迁移动态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它为后续的迁移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持续影响着迁移政策的制定与评估。
社会融合理论（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旨在解释个体如何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融入社会的过程。它强调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社会秩序和个体福祉之间的平衡。该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作品，尤其是他在《社会分工论》中关于社会凝聚力的观点。
根据社会融合理论，个体通过参与社会的各种机构、角色和规范来获得社会身份，并与更广泛的社会集体建立联系。这种融合过程是双向的：社会提供了结构和机会，个体则通过行动和互动来实现融入（Durkheim, E., 1893/1984）。社会融合的关键要素包括社会联系、参与、归属感和认同。社会联系指的是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联系可以是直接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是通过社会网络形成的更广泛的联系。参与涉及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角色，包括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归属感和认同则是指个体对社会集体的情感连接和自我认同（Portes, A., 1998）。
社会融合理论在多元社会中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处理移民和少数群体的融入问题时。这一理论框架强调，为了实现有效的社会融合，社会必须为所有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并且鼓励多样性和包容性。同时，个体需要积极参与社会过程，以促进相互理解和共同的社会目标（Berry, J. W., 1997）。然而，社会融合并非没有挑战。个体可能会遇到排斥、歧视或不平等的机会，这些因素都可能阻碍融合过程。此外，过度的同化压力可能会导致个体失去原有的文化身份，从而产生社会融合与文化保持之间的紧张关系（Ager, A. & Strang, A., 2008）。
综上所述，社会融合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和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框架，强调了实现社会和谐和个体福祉的重要性。它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工作者提供了指导，以促进各种背景的人们的成功融入，并确保社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包括研究背景与意义，介绍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性以及新疆所处的关键位置，其次明确了人口学视角下民族交往融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文献综述部分回顾了“推拉理论”、“社会融合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下文的分析做好理论铺垫。在研究方法与资料部分，介绍了数据的来源、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正文研究分析部分，本文梳理了“新疆人口总体特征”、“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特征”、“新疆的汉族人口构成”、“新疆乌鲁木齐本地流动人口特征”、“新疆乌鲁木齐本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相互关系”等内容。在反思与总结部分，先是强调了强化共同体意识、培养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其次针对促进新疆地区民族人口交融交往提出几条政策建议。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结合定量数据和定性见解，进行综合分析，以获得更全面的研究结果。主要内容包括分析已有的学术论文、政策文件、统计年鉴等，获取数据资料最主要的来源为新疆地区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调查项目。
五、研究分析
（一）新疆人口总体特征
1.人口控制成效显著，人口转变进入第三阶段
1949年之前，新疆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规模仅为433.34万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提高，新疆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进入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新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75年的33.1‰下降到2007年的16.79‰，下降了16.31个千分点。与此同时，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不到30岁提高到2000年的67.41岁，比1949年增加了约37岁。
2.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
国际上通常把人口年龄结构分成三种类型，即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根据“五普”数据资料，2000年的新疆少年儿童系数为27.27%，与“四普”相比，下降了5.78个百分点。老年系数为4.67%，较“四普”上升0.7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至68.06%，比“四普”时提高5.02个百分点。根据国际上关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衡量标准，2000年新疆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成年型。而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新疆少年儿童系数为22.46%，劳动年龄人口占比66.26%，60岁及以上人口占11.28%，65岁及以上占7.76，由此看来新疆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步入了老龄型。
3.人口分布不平衡，“南多北少”被“北多南少”的格局所取代
新疆人口地域分布的显著特点是分布不平衡。新疆地处西北干旱区，占全国国土的约1/6，由于高山雪峰和戈壁沙漠面积大，再加上水资源极为缺乏且空间差异很大，最终光、热、水、土资源较好的绿洲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2007年，在占新疆土地面积近4.2%的绿洲上，分布着全区95%以上的人口，人口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以横亘在中部的天山为界，新疆的社会经济大致分为北疆游牧区和南疆农业区两大类，并且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南疆各地区的人口总量大于北疆。1949年南疆地区人口有303.94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70.14%；北疆地区人口为129.40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9.86%。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变化，人口分布出现了新的特点。到1978年，北疆地区人口已发展到630.29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4.15%。由此，新疆人口分布“南多北少”格局被“北多南少”的格局所取代。
4.城镇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疆人口城乡构成发生了变化，城镇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新疆有城市19个，镇194个，城镇人口总量达到624.18万人，占全区总人日的33.75%。与1949年相比，51年间，新疆城镇人口增加了10.8倍，年均增长率为4.96%，超过了同期全区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2007年，新疆城市数量达到21个，城镇人口达到820.27万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9.15%，比2000年增加196.09万人，年均增长3.98%。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5.4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5.少数民族人口稳步增长，规模不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只有1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为404.24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及民族发展，在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使民族种类不断增加，人口总量大幅增加。目前新疆的民族种类已达到55个，在全国56个民族中只缺少布朗族。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少数民族增加了42个，少数民族人口由1955年的456.73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71.27万人，增长了1.78倍，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68%。新疆已成为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少数民族省份之一。在世居的13个主要民族中，人口主要集中于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6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汉族人口均在500万以上，哈萨克族人口在100万以上，回族人口在80万以上，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人口均在15万以上。
6.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伴随着新疆的历次开发进程，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报表资料，2007年底新疆流动人口114万人，其中区内流动人口27万人，跨省流动人口87万人。而根据公安统计报表，新疆流动人口总量从1983年的30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392万人，24年间增长了12倍，平均每年增长15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1.3%。流动人口数量增长迅速，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大。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83年的3.2%上升到2007年的18.7%，增幅达15.5个百分点。
（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特征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其中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兹、锡伯、塔吉克、乌兹别克、达斡尔、塔塔尔和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在全自治区范围内，汉、维吾尔两种语言文字通用；在各自治州、自治县，还使用自治地方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新疆是多宗教地区，主要有伊斯兰教、喇嘛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萨满教，其中伊斯兰教为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撒拉、东乡、保安等10个民族所信奉，伊斯兰教在新疆社会生活中有较大的影响。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总数为1070.56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58.00%，占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7.59%，占全国穆斯林民族人口的52.68%。根据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最新数据，至2015年，自治区总人口为2360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为1130.33万，占新疆人口47.89%；汉族人口为860.10万，占新疆人口36.44%；哈萨克族人口为159.12万，占新疆人口6.74%；回族人口为101.58万，占新疆人口4.3%；柯尔克孜族人口为20.22万，占新疆人口0.85%；蒙古族18.06万，占0.76%；塔吉克族5.01万，占0.22%；锡伯族4.32万，占0.17%；俄罗斯族1.18万，占0.05%；乌兹别克族1.87万，占0.08%；塔塔尔族0.51万，占0.02%；满族2.75万，占0.12%；达斡尔族0.69万，占0.03%；其他民族14.99万，占0.64%。可以看出新疆地区的民族构成主要以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为主，这四个民族人口数量占新疆地区总人口数的95%。
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上看，2020年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达1493.22万人，与2010年相比，净增194.63万人，年均增长1.41%。从维吾尔族人口增长看，维吾尔族人口从2000年的843.56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1162.43万人，年均增长率1.67%，远高于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0.83%的水平。从年龄结构看，维吾尔族人口与全疆人口相比，年龄结构轻。2020年维吾尔族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30.51%、60.95%、8.54%。2020年全疆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22.46%、66.26%、11.28%。虽然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结构已经达到国际标准上的老年型人口结构，但其数量上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有较大增长的潜力。
（三）新疆的汉族人口构成
新疆古称“西域”，自汉代起就有汉族迁人，迁移活动一直持续至今，汉族移民在数量与时空分布上都是空前的。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新疆汉族移民的活动及其贡献，不仅对于新疆的开发与发展起了不容置疑的作用，而且对保证中国疆土完整、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六普”长表数据显示，新疆人口中出生地在省外的比重为17.31%，是全国平均水平(8.05%)的两倍多。那么按照此比重推算出新疆总人口中有377.63万人出生地在省外，如果再将出生地在省外的人口全部看作是汉族人口的话，也就得出当前新疆汉族人口中有42.77%的人口出生地在省外。可见，新疆汉族人口是典型的移民人口，汉族群体的移民社会特征明显。
流动人口的居留或迁移意愿在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可作为相关部门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流动人口是否打算居留甚至迁入流入地，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自身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有重要影响。人是城镇化的主体，流动人口是城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分析中国城镇化战略和模式，就必须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的长需居留意愿和永久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且重视这些因素对城镇化战略和模式可能带来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居留或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别。那么，新疆的这些经济社会特征是否会使新疆旁省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与永久迁移意愿有着与其他省区不同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新疆乌鲁木齐本地流动人口特征
根据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调查项目，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为男性占比67.1%，女性占比32.9%。被访流动人员年龄结构21-40岁中青年为主体，占总人数的79.5%，51岁以上的人员仅占总数的2.9%。而从流动人口的民族结构看，汉族人占91.5%，回族占1.8%，维吾尔族占6.5%，因此流动人口的民族构成中汉族的比例最大，说明来自外省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汉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结构为，小学15.5%，初中38.2%，高中28.9%，中专4.6%，大专10.8%。呈现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分布”。
从婚姻状况来看，流动人口的初婚年龄偏高，72.8%到了30岁仍未结婚。整体而言，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分别为24.2岁和23.6岁。根据被访人员的配偶情况，来自外省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仍与老家的异性通婚。根据流动人员家庭的子女情况，发现流动人口夫妇生育1个孩子的占69.4%，生育两个孩子的占27.8%，生育三个孩子及以上的仅占2.8%。从就业情况看，流动人口中各个年龄组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员在服务行业就业，服务业人员占总数的60.8%，是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从收入情况来看，流动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501-1000元（或年收入在6000-12000元）之间的数量最多。高于乌鲁木齐市本地最困难的城市居民，但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大致来说，流动人口在乌鲁木齐市从事的大多是本地人不愿做的辛苦而且收入偏低的工作。
（五）新疆乌鲁木齐本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相互关系
在一项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关系的调查之中，有2.1%的被访者表示与本地人不容易相处，37.3%认为容易相处，还有60.6%的人认为与本地人“相处一般”，从民族来看，感到与本地人难以相处的主要是汉族。从年龄来看，主要感到难处的是21~40岁之间的年轻人。从性别来看，男女在三种回答中各自比例的差别很小，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从文化程度看，高中毕业以上学历的被访者只有很少人表示与本地人难相处。从职业看，表示与本地人不易相处的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
其次，根据问卷中“是否与本地人发生过矛盾（争吵或冲突）”结果，有2.5%的人表示发生过矛盾，其中主要是汉族。多数人报告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沟通”，由此可见，语言差别是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另外，也有部分流动人口提出“歧视”也是引发冲突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他们办理就业、经营、租房、买房等手续过程中，感觉作为“外来人”受到本地工作人员的歧视，并引发矛盾。
六、总结与反思
（一）强化共同体意识，培养国家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新疆扮演“一带一路”核心区角色具有重要作用与深远影响。这一作用首先体现在政治与社会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增强各民族的团结，这对于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尤为重要。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社会稳定是新疆能够有效扮演“一带一路”核心区角色的前提。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新疆需要实施一系列国家战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合作等，只有在民众中形成共识，这些政策才能顺利实施。
其次，在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方面，铸牢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促进新疆内部市场的一体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统一的市场环境和规则，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和贸易。新疆是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桥梁，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形成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氛围还能够吸引外来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高科技和绿色经济等领域。
在文化交流与软实力方面，新疆的多元文化是其软实力的一部分，铸牢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保护和发展这些文化，使之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桥梁。并且新疆稳定和谐的国际形象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有助于构建积极的国际形象，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安全保障方面，新疆地区的安全对中国乃至整个“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至关重要。铸牢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消除极端思想的土壤，加强社会治安。新疆与多个国家接壤，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有助于保障边境安全，这对于保护“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线路和投资项目至关重要。最后，教育是推动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新疆可以成为中国与中亚、欧亚教育交流的中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共同体意识的增强有助于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为新疆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必需的专业人才和技能劳动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疆发挥“一带一路”核心区角色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政治社会的稳定到经济发展，从文化交流到安全保障，再到教育与人才培养，这一意识的增强对新疆的内部发展和对外合作都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全方位的努力，新疆不仅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还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二）政策建议
跨省流动人口是新疆尤其是汉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促进了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在深刻影响着新疆人口的数量、年龄结构、民族构成。
1.加大对口援疆力度，保持新疆经济快速发展
新疆在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长期以来流入新疆的跨省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状况较差，以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为主，平均年龄也较大。因此增加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保持新疆在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最根本途径。
2.加大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力度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新疆被国家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提出着力打造“五大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教中心、医疗服务中心），这些必然促进新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更高。因此为了给将来新疆发展提供合格劳动力支撑，必须也要把现有人力资本较差的跨省流动人口纳入新疆本地的劳动技能培训，积极宣传、政策扶持他们提高自身知识和技能。
3.提升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
新疆汉族人口中有42.77%的出生地在省外，是否与户口在本地的同乡交往、与老家情感联系的强弱等会影响新疆跨省流入汉族人口长期居留和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因此，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候，可以充分借助“老乡会”、“同乡会”“各地在疆商会”的作用，帮助跨省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新疆。提升跨省流动人口地社会融合水平。
4.推广教育和文化交流政策，促进民族交往融合
首先在语言上可以推广双语教育，使各民族学生从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及当地民族语言，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能力。其次可以设立学生和教师交流项目，鼓励不同民族背景的学生和教师在不同地区交流学习和教学，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还可以组织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节庆活动，如民族文化节、艺术展览和体育比赛等，增进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和团结。
5.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民族平等
在城市规划和新社区建设中，采取措施避免民族隔离，鼓励多民族社区的形成，提供多元文化的公共空间和设施。其次应该提供全面的医疗和社会服务，确保所有民族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服务，促进社会融合。最后还需制定和实施反歧视法律，保护所有民族的权利，促进平等和公正，增强法律对民族融合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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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巧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