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

图书简介
        内容简介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 作者简介

       《交往行为理论》的作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关注启蒙理性的发展，被称为“启蒙理性最后的捍卫者”。1949 年至 1954 年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随后前往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并于 1964 年至 1971 年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丰富的学术背景使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复杂而庞大，代表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后形而上学思想》等。
        成书经历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迈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工商业崛起、现代民主与宪政发展、理性主义主导社会思想潮流，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然而现代性的另一个结果即是旧有自然秩序被理性打破，个人主观价值的重要性提升，价值多元发展却无法统一，现代性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未能建立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而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了混乱和迷茫之中。
       就理性化的过程，韦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祛魅”。理性化打破了一切神秘超验之物，使人们失去了宗教的共同信仰，科学可以解决客观物质的问题，却无法回答价值判断和意义的问题，现代的价值多元反而让现代人面临着新的精神危机。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也导致人们落入了“现代的铁笼”之中，甚至在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 20 世纪，现代文明的极端理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致使人类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与其带来的核危机的恐惧、纳粹大屠杀，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证明了只有现代性和理性化中才蕴含着大屠杀得以实现的可能：机器般的现代官僚制度使个体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现代科学主义（鲍曼谓之“园艺文化”）则为大屠杀提供了理念支撑；纳粹政府对受害者的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对于纳粹大屠杀，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和“极端之恶”的概念进行论述，纳粹将犹太人看成是“多余的东西”而否定了犹太人作为“人”的全部价值，与此同时，道德思考和独立判断的缺失让人们在没有残暴动机的情况下犯下极端的罪恶。
       极端理性的后果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此进行批判。就启蒙运动本身而言也有不同的思想传统，主流启蒙思想如伏尔泰、卢梭等人所相信的是人类理性的优越性，“相信人类能够发现和掌握关于自然于社会的真理，绘制出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不断的历史进步”1，而以大卫·休谟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则持不同观点：“他们在承认理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反对‘理性万能论’，……，倾向于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2（阿伦特在讨论如何摆脱“平庸之恶”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路径，即保持反思性和独立思考）。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苏格兰启蒙传统的继承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主张。波普尔反对科学至上论并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具有理性，但这种理性有其可错性和局限性，科学无法预测一切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整体主义的思路和所谓“乌托邦社会工程”创造出完美社会，而应该通过“零星社会工程”温和渐进地实现社会发展。哈耶克也以相似的思路进行了批判，认为纳粹的暴行来自“理性的自负”，从科学理性发展而来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洁癖”使其陷入了认知上的错乱才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哈耶克认为正是由于理性的计划不可缺失，我们才更应该警惕理性的夸大和滥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贝马斯决定接手现代化困境的难题并捍卫启蒙理性传统，因此他也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正如上文所描述的，在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进程中，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蓬勃发展的同时价值理性日益衰落，人们的价值多元无法统一而难以达成共识，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并且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片面的理性化也在侵蚀着生活世界。与韦伯的悲观不同，哈贝马斯则认为理性依然有发展的潜力，因此他建构了交往理性的概念意图将人们从现代的铁笼中解救出来。首先，哈贝马斯认为我们不但要注意到人的主体性，更要注意到人类的活动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作为基础的，体现为人类活动的“主体间性”，因此对于价值领域的规范性原则应当在交往的过程中寻找，即“交往理性”。其次，哈贝马斯阐述了“交往理性”得以实现的条件，即建立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包括交流的真实性、恰当性、真诚性以及可理解性。另外，哈贝马斯也很重视韦伯所担忧的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他认为目的理性有其适用的领域，即“系统”，而系统以外的领域包含了人类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生活，哈贝马斯称其为“生活世界”，认为我们应以交往理性作为生活世界的原则基础而抵御工具理性和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读书笔记
       ​​​​​​​第一章 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哈贝马斯提出应当由社会学构建一种普遍的合理性概
       念作为规范理论，并以合理化的角度考察现代化过程，从而跳出工具理性的局限。
       1. 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的独特性能够支撑其完成重建合理性概念的使命，作者借用了帕森斯的 AGIL 模型对此进行说明。在政治学的视野下，社会由政治建构起来并通过法律规范加以整合，将合理性理解为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经济学则侧重考察经济系统如何作用于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将合理性分解为经济平衡和合理选择问题。这两门学科对于合理性问题或对于整体社会的理解都是从片面的角度进行的，而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则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必须对所有的符号行为进行理解，而社会学的学科使命则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并且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相联系，因此社会学较文化人类学而言更适合接手合理性问题。

       2. 20 世纪 60 年代一场关于合理性标准是否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提出普遍有效性要求的争论由温奇的著作引起。温奇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又要“理解”，而理解则关系到“生活形式”、“行为方式”等实践性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关系到不同的“语言游戏”，温奇则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社会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主张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并以此挑战实证主义的外部观察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中普遍采用的功能主义方法的有效性地位”。
       3、基于这场争论，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合理性具有普遍性要求，但为现代世界观奠定基础的认知－工具层面的合理性结构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这种理性规范只适用于“系统”领域，而系统外的生活世界领域需要交往理性作为客观规范基础，而交往理性实现的前提是构建一种沟通对话过程中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意义理解不能抛弃语境的特殊性而保持完全的客观中立，而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以普遍有效的合理性要求利用交往行为自身潜藏着的批判力量进行反思。
       ​​​​​​​第二章 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对马克思·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发展。他主要关注韦伯在合理化过程中忽视了交往和沟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侧重于制度化和形式合理性，将其视为现代社会合理化的主要动力。韦伯关注的是制度、法律和官僚规则等形式化的合理性，强调了现代社会对于规范的制度性控制。

       然而，哈贝马斯指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忽视了交往和沟通在合理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批评韦伯的理论将合理化过程看作是权力和规则对个体的外在强制，而忽略了个体在共识形成和沟通中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交往和沟通作为实现合理性的核心方式。他认为，通过理性的对话和共识形成，个体在交往中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并通过这种共同构建的过程达成真正的合理性。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提出了"交往行动的说理性"的概念。他认为，通过对话和沟通，人们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权力或利益，而是以理性的方式解释和辩论，通过互相理解和共识来达成合理的行动。

       同时，哈贝马斯还提出了"沟通行动的理论"，旨在研究语言和沟通的规范和条件。他强调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其中个体可以自由地参与讨论和决策，并通过理性辩论来建立共识。
       ​​​​​​​第三章  第一卷的中间考察：社会行为、目的行为以及交往 
       作者得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准备从两个方面对交往理性进行进一步说明：一方面是用话语实现有效性要求的不同形式，另一方面是交往行为者如何通过表达的有效性要求与世界建立联系。而这一说明是以四种社会学行为概念为基础展开的，作者根据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不同关系分析集中概念的合理性内涵。

       1. 目的（策略行为）：行为者－客观世界 
       目的行为涉及的是行为者采用有效的手段和恰当的方法以实现一定的目标，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为者对于目前实际存在事态的意见，即如何感知到客观世界；另一方面是行为者使实际存在事态达成理想事态的意图，即能否实现目标。因此通过这两个层面可以和客观世界建立联系，而沿着这两个方面即可得到目的行为的两种有效性要求：
       ——真实性要求，即感知与客观世界一致；
       ——现实性要求，即方法和手段能否是客观世界向目标改变。

       2. 规范调节行为：行为者－社会世界
       规范调节行为涉及的是满足一种社会群体普遍的行为期待，社会群体的成员行为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的语境中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或违抗）某个规范。在这种模式下，行为者和社会世界建立关系：一方面，行为者需要满足社会群体的规范语境；另一方面，规范本身需要被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 因此，我们得到了规范调节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正确性要求，包括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语境以及规范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两方面。

       3. 戏剧行为：行为者－主观世界
       戏剧行为涉及的是当行为者在社会互动中向其他参与者展示主体性，以得到其他参与者（观众）的关注和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戏剧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目的行为，行为者为了让观众留下某种印象而调整行为风格进行展示，但不同之处在于戏剧行为涉及行为者对观众主观世界的影响，主体间性更加突出。戏剧行为追求的是将主体性的经验真实表达并为观众所接受，实现主体间透明性，因此我们得到了戏剧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真诚性要求，行为者是否在适当的时刻表达了他所拥有的经验且言出心声（主观真实性）。

       4. 交往行为：行为者－生活世界
       在以上三种行为当中，行为者与世界的联系是片面发生的，而交往行为则需要以整个生活世界为背景，“言语者把三个世界概念整合成一个系统，并把这个系统一同设定为一个可以用于达成沟通的解释框架”，为了达成沟通需要通过反思的方式对自己的表达加以限制，使自己的表达满足前三种模式中所有有效性要求：“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合法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体经验的表达具有正确性”。另外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沟通过程是发生在文化前理解的背景下的，对话双方基于自己的生活世界形成了各自的语境，而沟通过程就在于通过解释和理解将他者的语境解释包容到自己的语境解释当中，以便对双方的生活世界进行解释理解并寻求共识。对于意义理解，作者在本章最后一部分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研究报告
       ​​​​​​​研究背景
       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背景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 批判理性主义：哈贝马斯对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传统理性主义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影响和语言的作用。他认为，个体的理性是通过交往和沟通过程中相互理解和共识的构建而实现的。

       2. 语言哲学和社会语言学：哈贝马斯借鉴了语言哲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和奥斯丁的语言行为理论。他将语言视为社会行动的重要媒介，强调通过语言的交流和理解来实现合理性。

       3. 社会学和社会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研究受到马克思、韦伯、杰曼尼奥等社会学家和社会行为理论家的影响。他关注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和社会规范的互动关系，试图在社会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中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框架。

       4. 批判理论的发展：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的代表性思想家之一，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进一步拓展和发展了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他强调社会变革和解放的必要性，并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合理性和沟通的社会秩序。
       ​​​​​​​研究问题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社会秩序主要取决于交往行为（通过有效性声称协调的行为）和商谈，这两者是建立、维持社会的完整性的基础——它们为社会的一体性提供了黏合剂。
       ​​​​​​​研究目的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更有成效的、经验上可靠的、方法论一贯的替代性理论。因此，他的社会理论就被设计成了批判理论。
       ​​​​​​​研究对象
       《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和合理性的互动关系。哈贝马斯试图从语言交流、理性合作和共识形成的角度，探讨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基础和实现方式。

在这本书中，哈贝马斯关注了以下几个主要的研究对象：

       1. 语言交流和沟通：哈贝马斯强调了语言交流和沟通在个体行动中的重要性。他关注人们通过语言来表达和解释意义，并通过共享理解和沟通来建立共识。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关键的社会工具，它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实现合理性的基础。

       2. 合理性的社会基础：哈贝马斯关注了合理性在社会中的形成和发展。他批判了传统的理性主义观点，认为合理性不仅仅是个体理性的产物，更重要的是通过交往和沟通中的共识形成和理性合作来实现的。他试图揭示合理性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3. 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交往行为理论》中探讨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在合理性形成中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个体行动是在社会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的。他关注了规范的形成过程、规范的合理性以及规范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

       4. 公共领域和社会互动：哈贝马斯关注了公共领域和社会互动对合理性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公共领域中，个体通过自由的参与和对话来建立共识，并参与决策和问题解决过程。他试图发展一种基于合理性和民主原则的公共领域理论。
       ​​​​​​​研究理论
       哈贝马斯的社会本体论是关于20世纪晚期社会结构的理论。在他理论的中心是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区分，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拥有各自独特的规则、机制、行为模式等等。生活世界和系统分别是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的母体。在他的理论中，哈贝马斯又一次强调后者，即系统，依赖于前者。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主要区分了两种行为，一种是交往行为，另一种是工具性、策略性行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是完全不同的行为类型，但是它们又是基本的行为类型，不能再分解成其他更简单的行为类型。两者之间的区分既是概念性的，又是现实的。理解行为的途径有两种，真实的行为人同社会世界进行互动的途径也有两种。
       ​​​​​​​研究方法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运用了两个方法来进行研究：

       1. 逻辑分析：哈贝马斯使用逻辑分析来分解和理解公共领域的交流行为。他强调公共领域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场所，是文化和社会制度形成的基础。通过逻辑分析，哈贝马斯试图揭示底层的规范和理性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

       2. 历史-社会研究：同时，哈贝马斯也强调历史和社会研究在理解社会行为和意义形成中的重要性。他的研究方法包括对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详细分析，以了解社会意义的背景和演变。通过将历史和社会研究与逻辑分析相结合，哈贝马斯试图揭示社会行为的背后动机和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
       ​​​​​​​基本观点
       作者为我们构建了可以全面考察现代化过程的交往行为理论和交往理性概念以摆脱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从元理论层面，作者以行为概念落脚点对生活世界合理性内涵进行阐述；从方法论层面，作者则阐明了社会科学进行意义理解的条件和要求，而这两个层面最终还需要在经验层面进行结合。 
       另外，为了满足合理性概念的普遍主义要求，避免背后文化的特殊性对其的局限， 作者提出了交往理性并确立了沟通过程内在的合理结构：
       “——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三种关联以及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等概念；
       ——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真诚性和本真性等有效性要求；
       ——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概念，所谓具有合理动机，是指把主题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作为前提；
       ——共同语境中作为合作行为的沟通概念。”
       最后，作者再次表明了自己由社会学的角度重构关于社会合理化理论范式的研究志趣，并期望通过社会科学范式对不同社会的世界观和自我进行反思。
作品欣赏
       ​​​​​​​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许多其他社会学家的理论和作品存在一定的关系。以下是其中一些相关的理论或作品：

       1. 韦伯（Max Weber）的解释社会学：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对韦伯的社会行动解释学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他扩展了韦伯的概念，并强调了底层的语言和交流的重要性。

       2. 盖迪默（Erving Goffman）的互动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借鉴了盖迪默的互动批判理论，特别是关于面子工作和群体协商的概念。他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公共领域的交流和共识形成过程中，以提供更深入的分析。

       3. 杜尔几亚（Pierre Bourdieu）的符号权力理论：哈贝马斯与杜尔几亚的理论在一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对话。他们对权力和符号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有着类似的关注，尽管他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4. 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继承也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体现。他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强调交流和理性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

       ​​​​​​​​​​​​​​作品评价与应用
       正面评价：

       1. 综合性理论：《交往行为理论》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它研究了语言和交流在社会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并提供了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这种综合性的方法使得该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并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强调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作为关键概念，并认为这是人类交流和理解的基础。他的研究将焦点放在个体之间的交流和共识形成上，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行为的群体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形成。

       3. 融合理性和历史：哈贝马斯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理性分析和历史-社会研究相结合。这种融合使得他的理论具有了更加综合和多维的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行为的动机和意义形成的背景。

       反面评价：

       1. 复杂性与难度：《交往行为理论》一书涉及的概念和理论较为复杂，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才能深入理解和应用。这使得该书对非专业读者来说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

       2. 研究方法的限制：尽管哈贝马斯的方法注重综合性和细致分析，但也有人认为他的研究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他在研中过于依赖逻辑分析，并忽视了其他可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3. 理论争议：《交往行理论》一书在学术界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在某些方面过于理想主义，并未充分考虑权力和不平等等因素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正反两面评价只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评估，不代表对该书内容的绝对评判。不同的观点和批评对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