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现代性》

图书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中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从不同侧面重写人类的生存境况。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资本和移民如潮水般涌入了劳动力紧缺、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方国家，给西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带来异质性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本书可谓是研究现代性和当代社会学理论必读书目，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流动的概念，将物理概念用于社会研究，具有深刻的思想力和洞察力。这本书也是国内引用率非常高的一本经典的学术著作。
       作者简介
       （一）生平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年出生在波兰波兹南市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1939年9月加入苏联的波兰军队，他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为一名激进的共产主义者，相信苏联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正义的国家。1953年鲍曼成为华沙大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系的一名讲师开始其学术生涯。1954年获得硕士学位，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1968年因反犹运动被波兰政府驱逐出境，移居西方。1971年鲍曼到英国利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1990 年从利兹大学退休后仍旧笔耕不辍。       1990年鲍曼获阿玛菲奖，1998 年获阿多诺奖，这两项奖都是西方社会学家的最高荣誉奖。2017年1月9日于英国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陶日贵，2007；郑莉，2006年；周栋栋，2010）。
       （二）学术生涯
       鲍曼，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被誉为“用英语写作的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依据其著作风格及理论关注焦点，郑莉将其学术生涯划分为四个阶段（郑莉，2006年）。

表1鲍曼学术生涯的四个阶段

       成书经历

       （一）现实背景——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彻底改写了美苏两极格局，新自由主义开始逐渐居于上风，成为主导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范式”（周栋栋，2010）。新自由主义否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主张建立最小政府或最低限度的政府，通过市场化、解除控制和私有化的方式构建一个听任市场主宰的“市场社会”（陶日贵，2007）。在新自由主义主义占据主流的同时，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拍即合，由信息技术推动的金融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跨国公司则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主宰。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社会贫困、严重的两级分化、民族冲突与种族仇杀、生态恶化、资本流动等因素导致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且不断加剧。
       经济全球化带给了东欧和苏联怎样的影响？全球化如何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国家间关系？全球化又如何将每个个体裹挟进风险的浪潮？民族国家的萎缩、风险意识的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帝国主义的终结等社会因素，促使鲍曼不断反思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而“流动的现代性”就是这一现实背景下的思考结果（陶日贵，2007；周栋栋，2010）。
       （二）理论背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概念之争
       20世纪下半叶有关“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两场学术争论为鲍曼思考、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其学术生涯的二、三阶段始终在关注、讨论这一话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概念之争直接促使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概念。2000年，鲍曼停用了先前使用的“后现代性”，而代之以“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其分析框架也由原来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转变为稳固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
       （具体内容将在第五部分——“理论基础”详细展开）。
读书笔记
       第一章：解放

       在本章中，鲍曼首先构建了“欲求—行动—目的”的行动链条，他认为解放在逻辑上可以有两种实现路径，其一是个体削弱自己的欲求，其二是个体改变自己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鲍曼引出了关于“主观自由”和“客观自由”的讨论。
       “解放”与“自由”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而鲍曼所论述的“解放”即是从一种沉重的、静止的、固态的现代性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由，走向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我将鲍曼论述的“解放”划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从惯例、规则和秩序中解放。鲍曼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人们想要不断逃离已有的规则秩序与行动范式，但这种解放实际上往往意味着打破确定性，将个体置于无保护的危险境地；第二，从完美的目标和任务中解放。流动的现代性瓦解了“我们的前进的道路有终点”的信念，个体和社会陷入了没有终点的赛跑中，现代化本身变成了永无静止的流动；第三，从共同体与公民身份中解放。流动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个体脱嵌于共同体，实现“个体化”，本文中个体化是指人们的身份（identity）从“承受者”（given）转向“责任者（task）”，即个体的地位不再取决于先付条件，现代性用强制性的社会地位的自主取代了他主，其后果就是随着个体不断地移动，个体所承受的风险也不断增加，人们既看不到完成的希望感受不到被保护地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不再承担公共的义务，个体成为“公民”最坏的敌人。基于以上分析，鲍曼认为，人类需要将自己编入一个网络从而谋求个体生活的自立，共同行动需要持久的粘合剂以保持完整性，而真正的解放，需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社会约束是解放的力量，也是人类可以合理接纳和保持的自由之唯一希望”。
       第二章：个体性

       我认为鲍曼在本章中，围绕个体性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鲍曼认为，今天的轻灵的资本主义已经背离了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以不知何为终点目标的不确定性取代了传统的不知何为工具方法的不确定性，也因此个体生活陷入了被动的不确定性。这种个体性的生活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体与他人、社会的分离，以及“政治的死亡”，人们缺乏将私人问题转译为公共问题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为了获得安全感与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再度踏上了寻找个体身份认同的道路，鲍曼在本文中提到的一个方式即是——购物/消费。人们通过消费实现对商品的控制，通过大量的选择抵消痛苦和不快，从而满足欲望，确立身份认同。
       第三章：时间和空间

       本章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鲍曼主要论述了陌生人社会和四种不文明的公共空间的理想类型，第二部分则论述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如何改变从而促成了资本的流动。

       陌生人的社会需要利益客套的规则，这种规则一是能体共作为公众形象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空间，二是能提供在作出承诺并准备参与进去的行动。于是鲍曼接着论述了四种背离了“文明空间”的公共空间的理想类型，分别是禁绝之地（emicplace）、吞噬之地（phagicplaces）、乌有之乡（non-places）、虚幻空间（emptyspaces）。在这种公共的但不文明的地方，互动是多余的，人们之间是相互陌生的，也因此人们越发需要那种与陌生人互动的能力和“礼仪客套”，这种“谋求同异性的利亚里和消除差异的努力越强烈，在面对陌生人是让自己感到自在也有越困难，差异越具有威胁性，它产生的焦虑也就越深、越强烈”，这种令人恐惧的、陌生的空间促使人们退回到一个“安全可靠”的位置。
       时空关系的改变意味现代性从沉重的转向轻灵的。在沉重的现代性，时间的惯例化、常规化使得整个空间变得紧凑起来，将劳动和和土地结合在一起，将劳动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然而随着软件资本主义和轻灵的现代性的到来，对瞬时的追求预兆着空间的贬值，劳动与资本开始分离，资本轻快地流动在全球范围内。短期取代长期，商品更新的速度不断提高，同时改变了人类共处的形式。

       第四章：劳动

       在本章中，鲍曼论述了劳动在固态的和流动的现代性下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讲述了流动的现代性对劳动造成的后果。首先，鲍曼讲述了在固态的现代性时期，劳动是创造和产物的首要源泉。它被当作解决混乱和偶然性，建立秩序与可预测性的手段和工具，被赋予创造秩序，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整体道德水平提升的优势。其次，鲍曼认为随着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劳动不再获得赞扬，适应性、灵活性成为这一时期的口号，工作生涯充满不确定性，资本越过劳动，与消费者更加紧密的结合。最后，鲍曼认为在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劳动就业的动摇不定直接导致了忠诚与承诺的一文不值，人的结合关系和合作关系也往往被看成是被消费的东西，而非合作。

       第五章：共同体

       鲍曼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思考了“共同体”这一概念。他首先对社群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评述，并认为“所有的共同体都是假定的，是在个体选择之后而非个体选择之前，是计划的东西而非现实的东西。”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是一个族群共同体，要么就是一个根据族群的样子想象而来的共同体。其原因在于，第一，族群共同体的“族群性”有着“吸收历史”、把文化历史表现为“一个特定身份的事实”、把自由表现为“被理解的和被接受的需要”之有利条件；第二，民族-国家将民族团结置于所有忠诚之上的民族-国家是现今时代共同体唯一的“成功历史”，而这造就了“现今时代共同体唯一的‘成功历史’”。
       在以上的论述基础上，鲍曼分析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认为二者谈论的现象相同，二者间的差别实因修辞导致，进而影响了政治实践领域。“爱国主义”有着“紧密结合、携手合作”的长期有效的号召，可能激发起“吞噬策略”（把陌生人吞没掉，以便他们为吞没者的躯体所同化，并变得和他其他部分一致，从而失去他们自身的特殊性、差异性）；而“民族主义”不怎么信任选择，强调命中注定的归属，更可能与“禁绝策略”结合（把不适于我们的人吐出来，要么通过把他们禁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要么在文化禁令的无形界限内）。这两种团结都不同于共和主义模式的团结。
       最后，鲍曼讨论了需要公开演示的、具有个体化特征的“衣帽间式共同体”以及打破单调生活场合的“狂欢节式共同体”，二者的后果之一是“有效避免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凝缩”p328。鲍曼认为“共同体”是“流动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失序的征兆”p328，其产生的“痛苦和不幸”的源泉是个体“可以是”与“实际能是”之间的鸿沟。

研究报告
       研究背景
       20世纪下半叶有关“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两场学术争论为鲍曼思考、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其学术生涯的二、三阶段始终在关注、讨论这一话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概念之争直接促使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概念。2000年，鲍曼停用了先前使用的“后现代性”，而代之以“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其分析框架也由原来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转变为稳固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
       研究目的
       （一）学术目的
       鲍曼之所以提出“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新的概念，用稳固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框架代替现代性/后现代性，其目的在于超越“后现代性”其本身的局限性，突破原有的解释框架。首先，“后现代性”天然地否定了“现代性”，暗示了现代性的终结，“其彻底的怀疑主义和否定性的品格使它最不擅长对付现实困难”（鲍曼，2003）；其次，“后现代性”常与文学和美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相混淆，鲍曼出于区分这两个概念的考虑，而提出“流动的现代性”；最后，批评家们往往将鲍曼的作品贴上“后现代性”的标签，鲍曼为了纠正这种误读，而采用新的概念框架。（陶日贵、田启波，2009）
       （二）现实目的
       鲍曼生活于新自由主义滥觞的英国，同时又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他身处“乱世”，深感社会变迁坐落于个体之上的时代之痛，这些都促使鲍曼不断反思全球化，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而，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新的解释概念，其现实目的在于揭露经济全球化的丑陋面孔，从“流动的”角度重新认识、解释这个变革的时代。
       研究问题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这本书中，试图在“个体——群体”这一框架内，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哪些影响，当代社会是如何应对这些后果的，以及全球化困境的出路在哪里。
       研究对象
       本书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固态的现代性”与“流动的现代性”。鲍曼从解放、个体性、时间和空间、劳动、共同体五个侧面切入，分别讲述了固态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两个不同的时期在五个方面的表现和特征，介绍了固态现代性向流动的现代性转变的过程。
       研究理论

       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基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争议已久的概念而提出。
       （一）“现代性”
       学界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变化。总体而言其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现代性主要被用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特征；第二，“现代性”指代一种向前发展的、非重复性的历史的时间意识形态特征；第三，“现代性”具有工具理性的倾向和特征；第四，“现代性”还意味着一种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以及改造世界的追求（周栋栋，2010）。
       （二）“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是人们反思“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概念同现代性一样，学界对此也多有争议。鲍曼将“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认为它“准确地表达了20世纪在欧洲富裕国家普遍出现的、那种社会状况和欧洲在这个过程中衰落的定义性特征，以及这种状况在20世纪下半叶的存在形式”（谢立中，2006），它具体表现为摆脱传统理性、共同时尚和大一统，而尊崇非传统、非理性和多元化，主张解构与重建（周栋栋，2010）。
       研究方法

       鲍曼在本书中提及的概念较多，思想较为庞杂，而表述则偏向文学化的表达。我认为或许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鲍曼的这本书：第一种，鲍曼以书中的五个主要概念“解放、个体性、时间和空间、劳动、共同体”作为研究单位，这是“流动的现代性”的切入点。第二种，鲍曼将个体和社会作为研究单位，其论述始终围绕这两个层面展开，而解放、个体性、时间和空间、劳动、共同体几个概念实际上也是在论述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相当于鲍曼的理论综述，并非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文献研究的方法。
       基本观点
       （一）否定全球化
       从本书的叙述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鲍曼对全球化持一种否定态度。鲍曼认为全球化引发了社会贫困、两级分化、民族冲突与种族仇杀、生态恶化、资本流动等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因而对全球化持否定态度。这一立场也是鲍曼开启“流动的现代性”论述的动因。
       （二）质疑、批判“现代性”
       鲍曼在本书中对“固态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皆持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对于“固态的现代性”，鲍曼认为其通过不断地设计、规划、监管，使得民族国家完全沉迷于完美的社会秩序的建构，设计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与管理的文化模式，迫使社会成员尊崇，反对差异性的存在。这导致了个体差异性和地方性的丧失，使得社会朝同质化的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对于权力和秩序的追求最典型的后果就是大屠杀。对于“流动的现代性”，新自由主义盛行，市场逐渐凌驾于政治之上，社会个体不断脱嵌于各种团体，成员丧失了安全感与归属感，而民族国家对个体的境遇则“束手无策”，个体成为流浪的陌生人。可见，无论是固态的现代性还是流动的现代性，鲍曼对此都持质疑、客观和批判的态度。
作品赏析
       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

       鲍曼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其鲜明的主题和连贯性。鲍曼对现代性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鲍曼反思、审视现代性，指出现代性的矛盾性，对大屠杀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理性与集权的共谋是大屠杀的重要推手；中期阶段鲍曼转向后现代性研究，他从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现代性，关注现代社会出现的道徳困境，重点探讨后现代性理论学领域的众多问题；晚期阶段，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解析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社会景观，重点考察了流动的消费社会景象：富裕消费者和缺陷消费者分化严重、流动的恐惧全球蔓延等问题。总体而言，“流动的现代性”鲍曼基于前两个阶段的作品所提出的分析概念，具有较强的承接性。
       作品评价与应用
       鲍曼关于“流动的现代性”的论述，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对于西方的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而流动的现代性思想主要就是对当代经济全球化难题的一种理论回应，因而这一理论对西方国家来说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前也同样面临着建设“稳固的现代性”的任务，遭遇着“流动的现代性”的困境，因而鲍曼的理论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