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视域中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考察 ——以近代日本华侨、华人为例
摘要：本文以在日华侨、华人为例，使用历史社会学“将结构叙事与时间叙事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梳理分析近代以来海外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情况。研究分析发现，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体现在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认同这三个维度；影响他们认同的因素包括国际通婚、祖国与迁入国的侨务政策与政治环境。最后反思在新时代加强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力的挑战与对策，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帮助新时代海外华人重构与他们切身相关新时代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才能合作共赢。
关键词：海外华人 民族认同 历史社会学 移民
一、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明确了现代国家各个方面的边界，包括地理空间、语言、宗教、文化观念等。然而只需要稍微观察现实中各国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异质性的民族或群体，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寥寥无几。即使在所谓的移民国家中，移民群体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仍然是视移民融入社会的程度而言的，可能被视为少数的异质非主流群体。移民的流动除了地理空间上的物理性位移，更具有本群体在文化观念上发生转变的精神内涵。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时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民族的特征表现为：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1]。对于中华民族在当下21世纪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国籍上对其定性，唯有国家主权内的中国人可以持续承担起中华民族的称谓，因而已入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就不再具备这种特性。[2]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全体中国人组成的族体单位，即人群共同体，是支撑现代中国的大厦，关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关乎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3]本文支持后一种说法。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具体类型。海外华侨、华人虽然在政治共同体上已经不属于范畴之中，但纵观移民群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族源认同角度出发，应将其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共同考量。在经济共同体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外来直接投资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化共同体方面，在语言、习俗、信仰、日常生活上海外华人们依旧保留着传统的中华文化习俗，甚至在行为方式和态度观念上共享传统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近代至今，海外华侨华人们在中华民族各个特殊时期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海外华人群体更应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的基础和动力。日本自古以来与中国一衣带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据文献记载唐朝时期居住在日本京都的华侨就有1200户之多。由此本文从历史性的时间维度出发，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在日海外华人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情况，了解有助于理解在日海外华人群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运行机制，从而把握其当代发展，以促进海外华人在新时代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发挥更多元化的功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民族复兴更具世界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概念界定
1.华侨与华人
中国虽然并非传统的移民国家，但自古以来便有海外移民的历史。古代依据海外的人被称为“唐人”或“汉人”，近代也被称为“华工”“华民”“华商”等等，直到19世纪末，“华侨”一次才开始使用，到20世纪初成为海外华人的通称。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移民热潮的影响，目前华侨华人规模已达60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4]对于海外华人的诸多称谓也导致了随意混淆使用的现象，不管在学术探讨还是现实政策上都容易引发误解，因此在进行本文议题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分析，才有助于在历史长河脉络中梳理这一群体的发展历程。
根据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具体来说，华侨作为中国公民享有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也应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义务。[5]根据国务院侨办的界定，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而华裔则是指在住在国出生的第二代以上的华人，移民第一代不宜称作华裔。此外，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不同于老移民的“新移民”群体，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移民的大陆居民。因此本文选择在称呼1980年前的在日华人时使用“华侨”或“旧移民”群体，1980年后的在日中国人称为“新移民”群体。
2.民族认同
（1）概念界定
“认同”这一概念最早属于心理学范畴的研究问题，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即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同化过程。[6]后经埃里克森在此基础上发展，进一步指出认同问题的范围应该扩展到群体和社会层面，即认同是人与人活群体与群体在交往过程中感受到的差异、特征和归属感。[7]
对于民族认同概念的定义，中西方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卡拉(J.Carla)和雷格奈德(J.Reg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 四个基本要素。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国内学者王希恩认为，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8]万明钢和王亚鹏将民族认同定义为:民族成员在民族互动和民族交往过程中基于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反观和思考而形成的对本民族 (内群体) 和他民族 (外群体)的态度、信念、归属感和行为卷入，以及其对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等的认同。[9]
（2）民族认同理论
原生论是最早形成的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方式，它坚信民族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人的刻意塑造，而是从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自发地诞生的。有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以及前现代时代的基本力量与过程，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际上只是当代世界民族得以实现的模式”。[10]与之相反，持建构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只有在现代社会才会出现的产物。他们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获取、文化对于全体民众的影响等方面详尽阐述了民族的诞生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密切联系。特别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强调了情感和文化因素在民族主义产生中的作用。他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通过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宗教、王朝、时间观在现在社会中地位的没落，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运作和意义生产的方式，促使了民族意识的兴起。[11]
综合并发展了前两者理论观点的是“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提供了现代主义范式中对民族建构的新分析视角。对于如何解释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族群-象征主义”派学者认为：首先，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要采用长时段的历史性分析才能理解历史上的族群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民族的建构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只有得到大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认同精英们对民族的构建才能得以进行；同时，现代民族大多数都具有历史上族群的多元基础，民族并不是族群在单线上的进化形式，族群可以和民族并存或存在于民族之中。最后，民众的情感是通过神话、记忆、价值等象征符号凝聚并在族群建构过程中与公共文化结合在一起来发挥作用的。[12]
聚焦到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民族认同的问题，学者们探究了不同维度上的认同。王赓武指出海外华人的认同来源于体制方面的人种认同、政治方面的民族认同、经济方面的阶级认同以及文化方面的文化认同。[13]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在历史、文化及伟大复兴上的认同问题。[14]
（二）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社会学自学科建立之初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便具有历史视野的属性，不论是创始人孔德、斯宾塞还是古典三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试图从历史视角关注人类整体社会的变迁，研究双元革命以降西方社会纷繁复杂现象中的历史因素。
行至20世纪初，随着学科分工专业化的趋势，社会学与历史学在研究范式上日渐分离。社会学注重宏观结构，试图通过历史事件建立“理想模型”来得出社会变迁的规律。学者们试图建立普遍性、通则性规律，对经验知识进行抽象、概括与总结。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提出问题，形成理论观点，据此形成相应假设，通过经验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借助特定的方法和规则，对假设进行检验，最终构建出新的理论观点，完成研究。历史学则尽可能展现出繁复与多元的图景。将纷繁复杂的史料加以发掘，然后进行辨析、考证和整理，根据史料呈现的状况，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尽可能不做结构性的决定论分析。[15]
二战之后，西方学界掀起了重整历史社会学的热潮。至今，历史社会学经历了三波思潮。无论是第一次思潮对社会变迁背后制度性动因的宏观层次的解读，还是第二次思潮试图深入探究历史发展进程中结构性的差异变量，抑或是第三次思潮进入解构范式、将研究重点放在微观行为动机的分析对现代性进行重塑，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和议题虽有分歧，但终究归于对社会学原命题“现代性”主旨的剖析。[16]
历史社会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将社会学的结构叙事与历史学的时间叙事有机结合起来，将过去的历史和眼前的现实看作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的社会运行轨迹中去论证与推测当下及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提高社会实践的目的性及有效性。[17]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历经数千年，在探讨任何当下的社会问题时都离不开对深厚的历史因素的关注。目前学界考察在日华侨华人或当地移民社区的研究内容众多，但缺少将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放置在整体历史视野下系统观察的研究。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赴日移民的动机、特征以及当地华侨华人社区概况的调查有利于分析这一群体独特的内在形成机制。通过历史研究材料和理论，考察在日华侨华人在当下和传统中的中华民族认同情况是否一脉相承，去更好地了解历史发展状况，联系当下实际情况，团结海外华侨华人、共同致力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打下基础。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历史社会学的“将社会学的结构叙事与历史学的事件叙事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式，通过主要是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在日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意识和认同变化过程进行梳理，包括在不同维度上的认同情况以及每个阶段中影响民族认同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解读出这一特殊群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机制并且把握其变迁情况。目的在于继续加强海外华人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驱动力，进一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保证社会学理论规范的前提下，遵循史学规则，使用来源于相关书籍、文献、官方统计数据的研究资料。同时注重叙事的时间序列，“同时在问题意识和材料挖掘上付出艰苦的努力”，通过对历史情境中社会结构的横截面处理分析，结合历史维度的时间性顺序，来解读当下海外华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有益对策帮助。
四、研究分析
（一）在日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维度
1.对历史的认同
无论是从中国迁出流入世界何处的移民都对本群体的祖先和祖籍地保留着清晰的“历史记忆”，凭此他们得以保留对自己族源——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历史记忆”包括两个因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这两者正是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的重要因素。历史认同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18]由此追溯在日华侨华人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在异域的重构再建，可以发现类似“同乡会”“宗亲会”等社会组织构成的自成体系的内部结构，以此维持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中华文化正常运作传承。
长崎的日本华侨社会早在16世纪后半期形成，最早由华侨自行组织的团体是长崎的“八闽会馆”，即当时旅居长崎的福建籍船主、商人之间的联谊互助团体。17世纪，福建广东等地以贸易为谋生的华人为了进行丧葬祭祀活动，分别兴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圣福寺，并称唐四寺。这些寺庙同时也成为了同乡们互助联谊、调节仲裁的场所。19世纪末，华人的社团聚集场所转变为一系列的会馆会所。如三江帮的和衷堂三江会所、由八闽会馆改建而来的星聚堂福建会馆、福州帮的三山公所等。[19]可以看出，这一时段的华人社团还是以同乡地缘为基础，并没有上升到整个华人群体。抗日战争时期，在长崎的各个中华会馆遭遇战争浩劫，前述华侨团体全部或解散或合并。战后长崎作为对华贸易窗口的地位被神户所取代，当地的华人数量不断下降，华侨华人社团也在自身构成、组织结构、功能、政治认同方面发生显著变化。华人职业身份从50年代占首位的服务业到60年代的销售业，及至80年代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大批留学生赴日留学工作，职业转变为以高学历高技术的白领知识阶层为主。1946年，日本的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成立，其目的在于联合日本各地的侨民团结互助，同时加强与祖国的联系。至此，日本华侨华人终于有了全国性统一的侨民组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除了原本华侨组织具有的促进商业交流功能外，新的华人组织功能进一步扩大，涉及教育、文化、娱乐等多方面。[20]
2.对文化的认同
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悠久，自明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大批的中国海外移民。不论是早期的中国海外移民，还是近代的中国海外移民，以及新近移民中的劳工移民、专业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他们都会在移居地传承中华文化，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 以横滨中华街为例，最早的一批华人移民在19世纪中期随着日本开放横滨、神户等港口，以此为契机进入横滨进行贸易买办等商业性质的活动。到了19世纪末，被称为南京町的中华街已经居住了近3000名华人，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华人社区。横滨中华街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牌楼”作为华人居住区的视觉符号。中华街中各式中式特征的建筑物，如雕刻了龙凤图案的餐厅、关帝庙及妈祖庙等元素，都能使观者迅速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第二，传统中华节日祭祀活动的举办。包括春节祭、关帝诞等节日庆典上狮子舞与龙舞表演活动。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区的代代相传本质上彰显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继承人的自我表现，同时也表现为一种不同于本地群体的异质性。第三，华人历史与文化在当地博物馆的展出。如横滨中华街的九龙陈列窗，展示了中华街在横滨的活动发展历史资料。在公共场域中进行此类主题的展览可以同时提醒在地华人与在地日本人意识到日本社会的多元性，另外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也再次被提及。第四，华侨学校中的中华文化教育符号。中华学校的学生既有华人也有日本人，同时为两者提供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化教育，在对青少年的教育社会化过程中建立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识，强调海外华人族群的存在感。[21]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海内外中华儿女内心的中华文化，培育了中华儿女的崇高追求，规范着中华儿女的行动。海外移民传承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在深层次上也是认同中华民族。
3.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认同
辛亥革命时期，流亡社会活动家们将祖国的政治议题带到了横滨华人中间。他们还试图通过提倡政治上积极的国民理念，将华人的种族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通过在当地兴办华人学校教育、出版政论刊物等手段，这些流亡的社会活动家们增强了中华街的凝聚力和与祖国的政治联系。同时华人与当地社区的融合也通过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贡献得到增强，形成了包容性地方认同的基础。[22]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日本在“东亚共荣”的幌子下对民族-种族差异的虚假承诺，迫使中国人的身份建构进程加快。战争使横滨华人陷于两难抉择：选择留下势必被迫忍受日本当局的控制，选择与日本政府合作意味着必须承受他们制造出的“中日亲善”任务；选择回国就会失去一切原有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移民们在战争的硝烟中不得不做出事关终身的选择。[23]
战后的盟军占领时期，起初华侨在当地社会得到了较好的待遇，出于爱国主义被动员起来支持中国，然而亲大陆和亲台湾两派持续的政治分裂破坏了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中华民族性的重构在作为一种少数族裔与占多数的日本民族的关系中被定义。华人们有的选择加入日本国籍，有的是与当地人通婚后成长起来的混血一代，但这些并没有减少横滨华人们对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认同。横滨中华街成为了中国文化在异域得到充分展现的热门景点，横滨的华人们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维度上都被地方社会接纳为成员的一份子。[24]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的海外华人参与到祖国现代化进程中。除了老移民通过自身的关系网络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外，随着中国赴日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作为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他们也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开拓更多相互交往渠道。
（二）影响民族认同的因素
1.国际通婚
近代以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结婚受到了中日国家间关系的很大影响，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即:战前的自由通婚时期、战时的通婚困难时期、战后双方都难以认可的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通婚普遍化时期。在这4个时期当中，在中日战争时期和战后70时代前半期之前的两个历史阶段，旅日华侨和日本人双方对联结两者之间的国际结婚表示得最多的是踌躇、抵抗或反对的态度。 伴随着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华侨在当地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与当地人的通婚率也相应增长，两国之间的国际婚姻被普遍承认。海外华侨华人与当地人的通婚孕育出第二甚至第三代，代际差异对于移民对于中华民族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代移民基本都出生成长在中国，基本是在完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化教育之后才来到海外，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是自然产生延续的。而第二、三代的华人在自身的成长过程并非在中国发生，对当地社会的认同感明显会更多，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是通过父代在家庭教育中实现的，并不全面。
2.祖国及迁入国的侨务政策及政治环境
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华侨华人二三代依然在传承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对他们的影响十分稳定。作为当下在日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他们虽然有归化于日本的倾向、呈现出多元认同的趋势，但仍然具有中华文化的民族意识。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于中国与日本两国的侨务政策及政治环境情况。[25]
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现代民主国家组织模式下开始对海外国民进行侨务工作管理，政府向海外华人社区派遣代表并构建相应的联络网。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也号召海外移民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也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海外关系”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战争对于中日两国民众感情的破坏力极强。即使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华侨华人在感情上并不一定能完全原谅日本曾经犯下的暴行。日本的对华歧视政策使得日本社会普遍存在一定程度对于华人的不平等对待，这些很难在短期内消除。这也使得在国籍上归化日本的华侨华人即使在政治认同上效忠于日本，但在文化、社会认同上难以完全在地化。
五、总结与反思
在当下的21世纪，身处全球化信息时代的社会已然构建出除了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互联网社会。海外第二、三代华人由于从小成长于祖国之外的地理空间，在身体体验上无法得到如同国内民众一样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切身感受。对于中国的认识来源主要是家中长辈，以及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因此笔者认为，在处理新时代海外华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时应该同时兼顾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两个层面，才能真正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在网络层面上，海外华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面对以下的挑战。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社会有别于现实生活，具有匿名性、便捷性、符号化、去中心化等特征。网络社区中的交往隐藏了社区成员的个体真实信息，在对复杂的网络信息的传播与处理过程中，成员无法简单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他们身处非中文互联网环境，更难获得有关国内的正确信息。目前网络世界主要还是以西方国家的话语势力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某些混乱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意识的冲击，容易对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在现实社会中也存在着不利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诸多因素。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拓展，在现实世界中依然存在着境内外的反华势力试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危害中国社会的稳定。其中也包括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对民族政策宣传落实不到位的原因。解决对策的重点在于如何让广大的海外华人同胞们对祖国的现状有更清晰的认知，以及让他们了解到祖国的民族尊严事关自身切实利益。
不管是从在近代历史上抗击外敌入侵，还是从现实经济全球化背景而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从未与海外华侨华人们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老移民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影响深入基因，海外空间里的中华文明由此得以传承。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我们需要重新确认可以与海外华侨华人共享的新时代中华文明的观念价值体系，使传统中华文明再现生机。在经济方面，继续推动全球华商经济贸易往来；在文化方面，加强世界各地华人社团的联谊活动，及时促进双向的信息交流沟通。在双方价值认同基础上最终实现合作双赢，构建起共同的人类价值体系。
六、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f(1902):21.
[2]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06):1-14+123.
[3] 周平.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J].政治学研究,2015(04):19-30.
[4] 许又声:《国务院关于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2018年4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中国侨网,http://www.chinaqw.com/sqfg/2018/04-26/187402.
[5]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编辑委员会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190-191.
[6]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5.
[7] 卢文格.自我的发展[M].李维,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360.
[8]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06):17-21+92.
[9] 万明钢,王亚鹏.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J].心理学报,2004(01):83-88.
[10] 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2] 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J].民族研究,2008(04):99-106+110.
[13]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1-16.
[14] 曾少聪.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认同[J].民族研究,2021(04):71-84+141.
[15] 林盼.在结合点寻求突破:历史社会学的方法[J].广东社会科学,2020(01):204-210.
[16] 严飞.历史社会学的第四波思潮:议题与趋势[J].广东社会科学,2019(03):174-181+256.
[17] 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J].社会学评论,2019,7(01):3-17.
[18] 曾少聪.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认同[J].民族研究,2021(04):71-84+141.
[19]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99-100,100,374.
[20] 童家洲.日本、新加坡华侨地缘社团的发展演变及其比较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5,(3):101.
[21] 张玉玲.日本华人社区的存续与文化战略——基于对横滨中华街妈祖庙建设的考察[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3,40(03):45-58+6+10-11.
[22] 韩清安.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3] 韩清安.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4] 韩清安.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5] 郭玉聪.神户华侨华人二三代的中华文化认同[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03):33-40.
乐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