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乡村手工业者面临去技能化困境的口述史研究——以四川夹江造纸业为例
摘要：劳工的去技能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社会现象。本研究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收集研究资料，追溯了夹江县造纸业早期发展的历史阶段，探究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以及劳动者的技能、知识与权力，展示了劳动者在乡村工业体系中从最初掌握技能和生产权力到逐渐去技能化和去权力的过程。并用个案拓展法连接了20世纪中后期的宏观社会背景与微观个体，分析了国家制度与政策对手工业个体的影响。被剥夺专业技能与手工业身份的这一群体在进入新的工作场所时会面临着新的困境。
关键词：乡村工业；去技能化；口述史；造纸业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乡村手工业曾经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乡村手工业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产业在制度变迁、政策调整、市场发育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变升级，经历了从现代农业1.0版向现代农业4.0版的跨越发展。[1]中国的乡村产业经历了从以农业为主的、规模分散的、强调个人技能的组织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现代大工厂体制的过程。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和进步，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这个过程中，工业领域的工作场所发生了变迁，身处其中的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村农民，他们的技能状况和工作处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国初期，为了实现从变落后的农业国转向先进的工业国、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我国开启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农业国到工业国必然要经历的阶段。[2]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本积累。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建立起城乡分割的体制，以保障国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目标，城乡二元体制由此形成。
二十世纪中叶，大机器生产被视为工业化、现代化的标志。乡村则被视为纯粹的农业生产领域，乡村、农民似乎与商业、工业以及相关的知识、能力都完全隔离。彼时传统的专业化村落经济以家庭模式为主，嵌入在本地的文化、社会和技术网络中，手工业技能掌握在劳动者手里。但在接受了西方现代精英教育的群体看来，中国的乡村工业是低效率的，传统的手工业是落后的、非现代化的。为了支撑重工业发展战略和推行机械化生产，政府对乡村蓬勃发展的手工业进行技能提取和编写，将技能知识从手工业者身上剥离下来，并以城乡二元发展剥夺其原本作为手工业者的身份，赋之“农民”这一乡土性更强、技能性更低的身份符号。改革开放后，随着机械化生产的到来，政府真正完成了对手工业者的去技能化，解构了传统农村社会的手工业结构及其社会经济秩序。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工业化产业如何演进与转变的研究已非常充分。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讨了工业化产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趋势，不仅涵盖了宏观经济与政策层面，也深入到了中观组织层面。然而，对于微观层面的、具体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控制研究，仍是十分缺乏的。从微观的劳动过程和职业系统的角度来看，农民群体能够进入什么样的工作系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被组织制度所塑造的。在中国乡村工业升级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技能与知识是被包容的，而劳工个人却是被排斥的。所以本研究聚焦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微观视角，以四川夹江造纸业为例，探讨新中国乡村手工业者所面临的、在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去技能化困境，他们本身的技能状况是怎样的，其劳动过程是怎样的，去技能化是如何实现的，在被制度化地去技能化后他们能以何种身份进入新的工作场所。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去技能化
在工业技术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技术变迁的社会影响一直是西方学者关注的议题。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技术进步带来了普通劳动者的去技能化。“去技能化”这一概念在工业化社会中早已出现，它是机械化、自动化的必然产物。对于这一现象，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等著名学者均有过深入探讨和论述。
面对工业革命席卷德国的社会剧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敏锐地指出，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生产过程中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去技能化”成为趋势。[3]布雷弗曼是“去技能化”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一书提出，随着工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化，特别是劳动过程被无限细分化，特定岗位上的劳动者所要掌握的劳动技能越来越少，劳动者表现出“去技能化”的特征，进而成为生产线上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4]可以理解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控制权和技能水平被大大削弱，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去技能化。艾约博曾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在研究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去技能化”：一种是上述“布雷弗曼式”的去技能化，另外一种是“斯科特式”的去技能化，是国家技术官僚、殖民地的行政长官以及国家现代化的代理人为追求一个理想中的现代世界图景而对底层群众进行的剥夺，多发生在后殖民时代寻求转型的集权或威权国家。[5]当前，科学技术的更新迭代又迎来新一轮的发展。人工智能应用正以各种方式重塑劳动力市场。[6]在机械化生产向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的去技能化是机械化生产背景下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管理模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劳动过程的基础由技能向科学转变的重要体现。[7]
笔者理解的去技能化较为简单，它包含三种情况：一是技术能力的丧失，二是相应基础设备、原材料的剥夺，三是原先行业主体的生产控制权的丧失。对技能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生产过程中权力的掌握。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劳动主体的去技能化都会完成对其知识、技能和权力的剥离，以及对劳动过程的进一步控制。当前，我国正从学历社会走向技能社会，技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进入工作场所，越来越依靠实践和能力的评价，而非仅凭学历的判断。随着技术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对于新技能和技术的掌握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未来劳工在生产线上面临去技能化的同时，还需要适应与生产技术进步相适应的再技能化。但不论技术如何升级，对劳动者的要求如何提高，研究的切入点仍旧是“技能”。需要关心的始终是劳动过程中工人去技能化是如何发生的，其结果是什么；哪些工人享有再技能化的机会和资源；技术升级对于占大多数比例的低技能工人意味着什么。[8]
（二）劳动过程理论
劳动过程中的技能和劳动控制是分析劳工问题两个最重要的分析视角。“去技能化”这一概念是在劳动过程理论中提炼出来的，但笔者对“去技能化”和“劳动过程理论”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开梳理。因为二者在本研究中的侧重点不同。
“去技能化”是一个社会现象，普遍被认为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威胁，具体表现为强制的等级管理和严格的劳动分工，工人的工作被不断还原分解，简化为很快就能学会的机械步骤，以此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9]对于劳动者“去技能化”这一现象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如社会经济角度、教育角度、劳动过程理论角度等。本研究选取劳动过程理论作为理论视角，在分析中更强调生产关系中的劳动控制是如何发生的。在考察具体工作场景时，会将目光延伸至工作场所之外的宏观结构，将劳动过程与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及国家干预等要素结合起来分析，进行宏观结构分析时又深入考察其微观基础。
劳动过程理论是劳工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理论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对抗关系，因此劳动控制始终是必要的；管理者不断更新生产过程以维持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始终占据劳动过程分析的核心位置。[10]该理论起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生产与劳动的关注，他曾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尤为重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遭遇，因为揭示这一问题是工人阶级走向阶级自为和寻求反抗、解放的重要前提。[11]布雷弗曼承袭了资本如何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路径，将工作场所和生产现场视作一个充满权力和对抗的场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工人阶级劳动过程的“去技术化”，得出了工人劳动过程中“概念”与“执行”分离的结论。但是，布雷弗曼对垄断资本的过度强调以及对资本控制劳动过程的客观解释导致其丧失了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关注。继布雷弗曼之后，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提出，前人研究只重视客观生产过程，应当将“工人主体性”纳入进来从而完善劳动过程理论。[12]布洛维关注的焦点从资本控制工人逐步扩展到工人为摆脱控制与剥削所采取的反抗和妥协的各种微观行动。同时，他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霸权的生产过程”“工厂体制”等概念。[13]这打开了解释现代管理体制下对工作场所研究的通道，更将工厂的管理和控制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工厂体制与社会、市场体制联系起来，拓展了劳动过程研究的宏观背景。[14]
（三）劳动过程理论在中国劳工研究中的运用
劳动过程理论在中国劳工社会学已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经验研究。劳动过程理论用于分析中国劳工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工问题引发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恢复重建，其宏观背景包含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将中国造就成“世界工厂”；二是由此引发的中国劳工群体的再形成。[15]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中的劳动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劳工研究所关注。
我国早期劳工研究主要针对珠三角地区的出口加工业，对珠三角工厂里的专制管理和霸权体制进行研究。如流动农民工、在厂国有企业工人和下岗工人的抗争构成了三种不同的工人政治。[16]企业往往借用地缘关系网络和性别身份对劳工加以控制。20世纪90年代国企开始改革，劳工研究以国企生产体制转变为主，关注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和农民工群体的流向。现有的劳动过程研究早已不限于机器化大生产的工厂模式，但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劳动控制却愈发灵活多样。学者在将劳动过程理论运用到中国建筑业的劳动控制时，往往会提到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和对乡缘关系的运用。沈原曾提出“关系霸权”这一概念，包工头与工人的亲戚、老乡关系被带入劳动现场，并在共同的生产生活经历中得以深化。[17]这些关系的存在与运作，既有助于获取工人的支持、认同与忠诚，也能有效地约束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不满情绪。通过借助包工头的关系控制，资方能够降低管理成本，并确保生产秩序的平稳运行。在服务业的劳工研究中，对“情感劳动”的分析清晰地揭示了服务业中独特的劳动控制策略和不平等再生产过程。如在泛娱乐直播行业中，技术变迁和性别角色导致“劳-客”关系重新被构建并产生激发顾客的情感制造现象。[18]随着技术进步、数字经济的兴起，互联网技术对劳动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网约车平台上，劳动控制更具隐蔽性。[19]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安排看似灵活自由，但实际上这种灵活性可能被利用为一种控制手段。司机需要在平台规定的范围内选择工作的时间和地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自主权。加之平台的奖励机制和以乘客监督为核心的评分机制，进一步削弱了司机们的自主性，平台通过技术实现劳动控制得以可能。
总之，我国研究对劳动过程理论的应用刻画了不同劳动群体的工作方式、生活形态、生存处境、劳动体验和自组织状态，有助于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奇迹中最重要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劳动者经验。[20]但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将生产过程视为“塑造工人阶级的核心领域”。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和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有可能成为中国劳工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因此，重返“生产的隐秘之处”，将被遮蔽了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场景暴露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下，自然也是劳工研究的题中之意。[21]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笔者选取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造纸业作为研究对象。夹江造纸业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著名的手工造纸产地之一，该地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悠久。但在20世纪中叶，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安排下，夹江造纸业也曾被视为旧的、落后的经济形态而受到了压制，乡村造纸人不断被去技能化。夹江的手工造纸业在那一时期中断了近二十年之久。改革开放后，造纸这一民间技能在市场环境的刺激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在县政府的规划与推动下，夹江纸产业已成为该地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其实，夹江造纸业的兴衰是随着我国的制度、经济一同变化的。社会主义下对造纸手工业者的去技能化和技能再分配开启了夹江造纸走向衰落的大门。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内化在社会关系中、嵌入在社会生活中的造纸技能又夹江造纸业的复兴提供了土壤。[22]“技能”在乡村产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本研究以“技能”为切入点，关注微观劳动过程中如何实现对手工业者的“去技能化”和劳动控制，深入了解在新中国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制度背景下，乡村手工业是如何围绕“技能争夺与再分配”实现乡村工业的变迁，以及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国家、市场、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探讨手工业者在被制度化地“去技能化”后，他们的技能状况和工作处境发生了何种变化，并思考如何保护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中的的自主性。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从研究视角出发，先从微观层次观察四川夹江造纸业，探讨新中国乡村手工业者所面临的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去技能化困境，了解他们本身的技能状况是怎样的，去技能化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在被制度化地去技能化后他们能以何种身份进入新的工作场所，是否遇到再就业困境。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口述史研究方法和拓展个案法分别作为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各有特点，通过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够帮助笔者深入了解研究对象，挖掘其“去技能化”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1、口述史研究方法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参与口述史研究。口述史是基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利用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收集、整理和保存受访者口头叙述历史记忆的研究方法。[23]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口述史研究，应更注重研究场域的情景性、研究对象的大众化以及研究方法的田野性。这些要素对于口述史研究的准确性和深度具有重要意义。把口述史作为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变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以此锻造米尔斯所言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历史的关照框架，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材料。[24]周晓虹曾指出，将口述史作为方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可以实现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25]
在笔者看来，口述史研究方法是通过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进行访谈，收集他们的口述历史资料，从而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这种方法能够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提供更加生动、具体的历史细节。口述史更加关注个体生命记忆，是理解个体生命体验的重要途径。在本研究中，对经历过去技能化的手工业者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可以更好地了解夹江造纸手工业者的技能传统如何植根于乡土社会关系中，了解去技能化在个体身上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去技能化后他们的工作处境和体验。加之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阐释长期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方式的制约，这种底层的、地方性的历史书写可以完善对历史的整体理解。[26]在口述史的去技能研究中可以理解国家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的逻辑。
2、拓展个案法
扩展个案法，是由英国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格鲁克鲁首创。它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的研究方法。[27]拓展个案法在布洛维手中得以发扬光大。扩展个案法之“扩展”体现在四个层面：从单纯的观察者向参与者拓展；向跨越时空的观察拓展；从微观过程向宏观力量的拓展；理论的拓展。每一拓展都包括了一种对话：参与者与观察者的对话、田野中绵延不断的事件之间的对话、微观与宏观的对话以及理论之间的对话。[28]本研究将从微观过程到宏观力量，对造纸业工作场所中的去技能化和劳动控制进行深入拓展，同时考察造纸技能本身的时空变迁。拓展个案法在本研究实践中更像是一种研究视角的指导，提醒研究者在进行实地调查时不能局限于当时当地和此时此地，要有溯源历史的视野和结构性视野，以便在实践中以完善资料收集，即保证资料收集的全面性。
（二）资料来源
在本研究的分析部分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德国学者艾约博在研究中国现代史时收集的田野资料。其田野调查于1995年到1996年以及1998年在夹江县石堰村收集完成，后于2001年和2004年又进行了短期回访。笔者根据艾约博田野期间所收集整理的关于夹江县手工业村民们的口述访谈资料及其参考的民间资料和官方报告。
五、研究分析
（一）夹江造纸业的演变
夹江造纸业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著名的手工造纸产地之一，该地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悠久。自17世纪明清以来，夹江县一直从事着家庭造纸业，该地有着完善的生产流程，有着复杂、严格的造纸工艺，并在家庭内部有着精细的劳动分工。此时造纸业的生产技艺被垄断在民间乡村里。
抗日战争期间，在战时宣传的迫切需求下，出版业兴起，纸张用量扩大，夹江造纸业蓬勃发展。那时国内在国外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有了工业改革，与之相比，手工造纸人被认为是愚昧的农民。为了破除手工造纸的陋习，促进国内工业发展，政府想对造纸业进行工业管控。但当时乡村手工业规模超过了城市现代工业，政府的管控计划并未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介入纸张的生产与销售市场。为了推动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发展，经济领域形成了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的二元结构。在此背景下，手工匠人被视为需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1950年，新政府推行了一项名为“以粮换纸”的政策，旨在加强对造纸业的管控。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其中包括来自手工从业者的反抗。[29]
1953年三大改造时期，国家对手工业进行了改造，建立了手工业合作社。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逐步将家庭小作坊转型为国有造纸工厂，开始实行集体化经营。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分配了竹林、浸泡池、干燥墙等造纸基础设施资源。但集中式造纸工厂模式并未向农村生产者提供专门的造纸机械与设备。[30]对造纸技术进行了技术提取、系统化改进后，夹江县造纸业被工业—农业的二元发展迅速侵蚀，既未实现机械化，也失去了其原先的社会土壤。这一时期，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安排下，夹江造纸业被视为旧的、落后的经济形态而受到了压制，乡村造纸人不断被去技能化。夹江的手工造纸业在那一时期后中断了近二十年之久。
改革开放之后，粮食业和造纸市场得以开放，造纸行业逐渐恢复并迅速发展。造纸这一民间技能在市场环境的刺激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由于造纸设备和技术实现了机械化，造纸技能的控制嵌入到机器中，对民间造纸技能的杀戮也得以完全实现。例如，夹江县从作坊造纸转为集中生产，原先家庭共享的造纸技术不再是公共资源，逐渐成为工厂老板的独家秘术。现在，在县政府的规划与推动下，夹江纸产业已成为该地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
可以看见，夹江造纸业的兴衰是随着我国的制度、经济一同变化的。社会主义下对造纸手工业者的去技能化和技能再分配开启了夹江造纸走向衰落的大门。但这种内化在社会关系中、嵌入在社会生活中的造纸技能也是夹江造纸业得以复兴的重要因素。下面，笔者将对造纸业手工技能的提取过程进行分析。
（二）知识与技能的分离
从晚清到新中国，国家对待农村产业的态度因时代差异而有巨大变化。晚清时期，清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小农经济，农村生产的技术控制与知识再生产全部掌握在当地人手中。
传统的造纸生产包括以下基本步骤：砍伐、切割、粉碎和浸泡竹子；通过大木桶蒸煮变成材料的竹子，然后进行清洗和发酵；用传统的脚踩式锤磨机进行捣碎；塑形（将捣碎的竹料塑成纸片的形状）；将塑形后的竹片粘贴在晾晒墙上；完成和包装。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一定的手工技巧，但在其中的第二步和第三步中，还需要一些特定的民间知识。如制浆机需要添加多少树脂才能使纸张光泽、需要多少特殊纤维增加强度，以及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少石灰或钾软化棘手的竹子，或者需要添加多少胶液才能防止原料沉淀在池中。这类的民间知识是默示的，技能再生产依赖于特定情境，并通过经验而非简单的文字获得的。因此，对造纸技能与知识的控制自传统以来就掌握在工匠本人手上。纸作坊是技术传播的中心，纸工们从作坊中获得技能和知识，并把他们传授给其他人，并在家庭、姻亲、村群等不同的层次上得以复制。造纸的技能与知识在民间是自由流通的。
在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越来越被视为拯救国家和发展国家的重要手段。虽然手工业者们实际掌握了生产的知识与技能，但在受过西方精英教育的官员看来，这些农村手工艺人是愚昧的、无知识的，生产技艺是封闭的，“手工业”就是“传统、技术落后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国家工业的发展，由此呼唤手工艺知识的公开化，并通过去技能化实现了对手工艺的知识管理和工业化发展。
对造纸工艺的去技能化经历了从技能提取到技能转移的过程。首先是技能提取的实现。国家手工业局会派技术人员、工程师和工业改革者等人常驻夹江县，与附近的政府规划人员保持持续性的沟通。当夹江县山区的交通足够安全时，工业厅工作人员立即深入造纸地区，采访造纸工匠，收集造纸技术和所有制结构的准确信息。官方成功掌握了造纸业的最新信息，如作坊数量、染缸数量、竹林占地面积以及就业情况，并为造纸业的转型起草了详细的计划，包括改进生产的方法等。但农村造纸业的技能改进计划因种种原因最终并未实现。其次是技能转移的实现。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城市里的工业改革者绘制了全中国数百个农村手工业的分布图，并在专业化的期刊上传播他们的发现与记录。这些记录更多的是聚焦于现存的技能知识，而非对技能改进的讨论。官方掌握了技能与知识就掌握了生产的权力，进而实现对这一产业的控制。
总之，在这一时期，国家权力的代表人努力打入“不透明”的手工业工作场所，掌握生产技能、筛选和整理新发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书面形式、传递给国家指定的专家听众，对手工业者的去技能化由此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对技能与知识的争夺，就是对生产权力的争夺。可以发现，真正的技能依然留存在手工业者身上，当专业化的、个体化的技能被专家提取出来，并以印刷品的形式在文人专家中传播时，这样的知识传播是隔离了不识字的手工艺者群体的。
其实，手工业者本身并不反对技术改良，也更理解家庭作坊式生产的局限，所以会愿意与专家与精英们分享生产知识与技能。但在政府提取工艺技能后，对生产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在城乡二元生产结构下，他们既失去了从事造纸生产的资源与设备，也失去了作为手工业者的身份，从匠人身份转变为真正的农民，生活与生产被完全局限在乡村社会中。对于官方并未真正实现乡村手工业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他们也感到愤怒和抗拒，并因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权，却无法反抗制度的强硬与冰冷。劳动者在乡村工业体系中从最初掌握技能和生产权力，到逐渐去技能化和去权力，成为他们最后被现代工业化体系所排斥的重要因素。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实现自给自足生产的农民，也并非专业意义上的工业劳动者，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身份问题使其在进入新的工作场所时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他们既无法运用此前的技能与知识成为大工厂制的机器生产中的重要一环，也无法坦然地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自立于乡土中从事第一生产。失去劳动自主性的他们只能以“农民工”这一城市外来者身份卷入生产异化的劳动过程中，面临着城市社区的排斥和社会融入等一系列问题。
六、总结与反思
本研究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收集研究资料，追溯了夹江县造纸业早期发展的历史阶段，探究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以及劳动者的技能、知识与权力。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劳动者的生产图景，展示了劳动者在乡村工业体系中从最初掌握技能和生产权力到逐渐去技能化和去权力的过程。并用个案拓展法连接了20世纪中后期的宏观社会背景与微观个体，分析了国家制度与政策对手工业个体的影响。乡村手工业者在国家制度的安排下最终被去技能化，那是一段技术争夺与再分配的历史，也是动荡时代下中国社会的缩影。
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的进步，劳动过程中的技术与主体之间的内在张力愈发凸显。科技的发展使得许多传统的工作被自动化和数字化取代，市场快速转型、技术不断升级，信息化时代下的去技能化可能会更快。在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劳动者愈发可能丧失劳动自主性，可替代性增强，劳动控制更加容易，个体的劳动处境更加艰难。
劳工的去技能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去技能化到现在技术更迭下的去技能化。劳工的去技能化一直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演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溯源历史可以延伸社会学现实问题分析的解释链条，通过挖掘古今之间的内在关联，能帮助身处社会中的人更深入地理解现实。[31]历史总是延续的，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也许在我们身边换了个面目继续上演。尤其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当代中国，从小人物的历史轨迹可以考察大时代的社会转型。[32]尽管“技能”这一切入点放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去看微不足道，但去技能化背后所涉及的国家、市场、社会、劳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核心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体系中的劳工困境问题，需要深入工业产业领域，了解整个中国乡村工业产业的演变是什么状态，在历史上经历了哪些转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特征，劳动者的技能分布是什么样的，工人主体性对工作场所的塑造以及去技能化后工作场所的变迁。面对这种形势，还需要思考劳动者如何在工作场域下确保能在技术和市场变化中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保障其劳动的尊严和价值，让劳动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获得更好的发展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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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