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A大学门口摊贩的空间实践

        [摘要]各类摊贩一直存在于城市的各个缝隙，A大学因为供需不平衡吸引了一大批摊贩，他们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创造出了一定范围的非正规经济空间。笔者运用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法进行调查。在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下，分析A大学门口美食街的空间三元性，了解摊贩如何展开空间实践和空间再生产。摊贩并没有被动接受自上而下的城市管理，而是积极参与城市空间和文化的再生产，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也在延续城市记忆。

       [关键词]空间实践;非正规空间;空间生产理论;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一） 研究缘起

       A大学是我的本科学校，它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地理位置不算优越，附近的配套设施也不够完善，最近的商场距离学校有2公里左右，因此学生对于美食的需求无法很好地满足。并且学生对于食物的需求和食物的供给量也无法平衡，因为A大学人口众多，每年招生一万多人，但是学校食堂容量有限，尤其在午饭和晚饭高峰期，常常需要排很长的队伍才能买到饭菜。虽然在学校西门门口的街道上有一些商店，但是这些商店并不都是售卖食品，而且它们大多适合多人聚餐，对于想要单人食的同学选择较少。综合来看，这对小摊贩来说，是极具潜力的市场。而学校西门因为靠近学生寝室楼，场地空旷，人流量大，成为小摊贩的最佳选择。于是在2020年，逐渐有摊贩来学校西门门口摆摊，而这也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小摊贩的生意通过学生的传播之后更加火爆，这也吸引了更多、种类更丰富的小摊前来A校，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摊贩群体。在A大学读书期间，笔者经常在下课之后光顾这些小吃摊，活跃在各类小吃摊的微信群，与摊贩、街对面的商店服务人员、经常购买小吃摊的同学等群体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此过程中，笔者感觉到摊贩的生计实践与城市活力密切相关。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关于非正规空间中摊贩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从研究对象的地理位置来看，大多集中在城市市中心等繁华地区的摊贩，而A大学地理位置较偏，与主流研究的摊贩相比，A大学门口的摊贩对A大学学生群体的依赖性更强，面临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不仅需要和客人、城管接触，还与学校门口保安、街面商铺服务人员存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大学门口的摊贩相比其他摊贩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研究A大学门口的摊贩，可以对我们研究其他学校门口的摊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所用理论来看，分析摊贩的研究大多使用日常生活视角，而本文使用空间生产理论，运用空间的三元性来展示摊贩在大学门口小吃街这个非正规城市空间内的丰富互动。

       2.现实意义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整齐划一”的城市发展理论忽略了人们生活的多样性，城市的非正规性受到打击，街头摊贩被城市驱逐。而城市的生机与活力就蕴藏在这些日常实践和空间活动。学校门口的小吃街作为城市空间中的非正规空间，具有独特性和丰富的功能性，其空间既有特殊性也存在潜在的违规性。虽然国家现阶段开始提倡地摊经济，有些地区也开始合理规划某些区域为特定的摊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依旧产生了阻力，出现了政府规划的区域无人光顾等问题。想要管理好这种摊贩，必须先要了解它们的行动逻辑。因此，了解摊贩的空间实践对于政府管理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文献综述

       1.非正规空间

       非正规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起初学界围绕劳动和经济等方面进行“非正规性”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非正规经济活动会投影到城市物理空间^[1]。非正规经济活动通过再次利用公共空间从而弥补正规性城市规划体系的不足，研究视野也逐步延伸到城市的非正规性空间。研究的视野也从非正规经济扩展到非正规空间的研究。非正规性空间不同于正规性自上而下的组织特点，它是居民自发参与城市建设的过程和结果。

       然而由于我国传统的规划体系是政府与设计师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设计与管理机制，居民自发利用的空间营造在此背景下长期被看成一种边缘化、甚至非法的空间利用方式，被认为是以政府为代表的正规空间的对立面^[2]。因此学者对非正规空间大多持有负面态度，认为非正规空间是城市的“毒瘤”^[3]。

       但是21世纪之后，随着对非正规空间的进一步了解，学者对城市非正规空间的研究超越了原有的认识，认识到了非正规空间的正面影响，并且应该对其采取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学者认为非正规空间是促进城市创造性有效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对城市的有益更新，丰富了城市文化、参与了城市社会记忆的延续和再造，为城市空间带来活力^[4]。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地摊经济兴起，非正规空间也快速扩展，刘卿云等学者认为非正规经济投影的非正规空间的形成有利于激发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创建更加具有包容性、有活力的城市^[5]。

       2．摊贩研究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流动摊贩增多。因为其交易便捷、价格优惠、分布广泛等优势，在当今城市中非常普遍。但同时，它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污染环境、占用交通空间等许多障碍。目前学界对摊贩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国家的角度研究摊贩管理，其二是关注摊贩群体的主体性和社会性。

       最初关于摊贩的研究大多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关注摊贩的治理情况和摊贩与城管之间的关系。学者认为摊贩和国家管理部门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城市发展战略未能为摊贩提供更好的向上发展机会^[6]。并且根据所分析的摊贩治理困境和治理模式缺陷，提出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议^[7]，认为通过改革地方政绩考核办法^[8]、空间再分配^[9]等方式可以实现更好的治理效率。同时，商贩与城管之间的互动不仅表现为抵制，有时也涉及双方的合作关系^[10]。

       随着对摊贩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摊贩经济的社会性。一些研究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商贩进行研究。刘亚芳认为，社会网络对商贩的职业选择、绩效和转化有重要影响^[11]。齐传洁则认为城市生活弱化了银川夜市摊贩之间的社会关系秩序，并将其称为无形的 "乡土"^[12]。黄馨漫探讨了新兴的小商贩群体，将其视为城市的亚文化，研究其存在的价值以及在城市文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13]。王权坤、胡雪瑶等学者着重研究了摊贩经济的文化和社会特征，认为街头小贩的空间实践具有地方性，夜市是有意义的文化景观^[14]。梁诗雪则关注摊贩市场所蕴含的大众文化及其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和身份认同^[15]。这些研究从社会关系、城市文化等方面体现了摊贩和所在实践空间的社会性。

       （二） 理论视角：空间生产理论

       列斐伏尔在马克思有关空间和社会生产的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结构不仅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场域和物理媒介，更是社会关系生产、再生产的媒介^[16]。换句话说，空间并非冰冷的物理空间，而是空间和空间中的事与物相互作用后的产物。

       列斐伏尔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尼采“超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通过扭转马克思理论中“重时间、轻空间”的倾向，使之具备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空间问题的能力^[17]。根据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空间的社会生产由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三方面构成。其中，空间实践是指空间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体现一种关系空间，表现为感知空间；空间表征是指社会空间生产过程决定的生产关系和规划等政治性关系的总体变化对于社会空间的反作用，属于意识建构层面，与秩序生产有关；表征性空间指日常生活和文化中与空间相关的符号，属于日常生活经历层面，与社会生活感知有关。社会空间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产品，是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复合体，换句话说，是人们直接感受到的空间，城市规划的空间和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的复合体^[18]。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表达，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运行机制，提出空间生产和资本运作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资本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同时也改变了自身原有的生产关系。^[19]

       本文使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摊贩的空间实践，通过分析A大学门口非正规空间的空间三元性来展示摊贩构成的美食街内部的社会关系及其互动。其中空间实践是指在A大学门口，一些摊贩群体利用三轮车等交通工具占据和改造大学门口缝隙的空间进行交易行为。摊贩零零散散地进行空间争夺，将公共空间偷偷地变成自己暂时性的营业空间，并且划定公共空间所不存在的界限，以此表示所有权。面对国家管理人员，他们往往采取躲避、“打游击战”等方式与其周旋。空间表征是符号空间，其中充斥着意识形态、权力符号等^[20]，代表着外部规训的力量，具体表现为政府、城市规划者通过规章制度等方式强制性要求摊贩遵循某种行为规定。A大学门口的摊贩经常因为“双创”等城市检查而消失一段时间，或者在城管来之前，快速地转移到另一处距离很近、但是很隐蔽的地方，等城管离开之后，再迅速返回大学门口继续经营生意。表征性空间是指A大学门口日常生活和行动的空间,它是社会关系的容器。摊贩在售卖商品时会和空间本体、顾客、街面商铺售卖人员、城管等其他主体发生着各种关系，造就了复杂的非正规经济空间。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框架

       本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介绍文章开始的契机，A大学的简要介绍，并且探讨行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视角。笔者检索了非正规空间和摊贩的相关研究，展现了非正规性空间的含义和积极与消极影响。笔者发现关于摊贩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治理和摊贩主体两个视角出发，对于摊贩治理的态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变化，学者也越来越关注摊贩的主体性和社会性。本文运用空间生产理论，用过空间的三元性分析A大学门口的非正规经济空间。

       第三部分是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分析文章整体的构成，并进一步描述文章研究的内容。

第四部分是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笔者在调查时主要使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以文献法为辅。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学校门口美食街，与摊贩沟通交流，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与摊贩、街面店铺售卖人员和顾客等群体进行访谈。研究所在滴选取了A大学西门门口，因为笔者在这里生活了四年，对此地非常了解，并且这里聚集了很多摊贩，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空间。

       第五部分是研究分析，笔者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三个方面分析A大学门口的美食街，分析美食街具体的物理空间、以国家政府为代表的规训力量和美食街的碰撞以及美食街这个非正规经济空间内部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同时表明这个三元空间是一体的，并非完全割裂的。

第六部分是总结与反思，对于研究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同时反思现有治理体系的不足。就研究分析展开更加深入的思考，探究A大学门口非正规经济空间的三元性，为理解摊贩和非正规经济空间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研究内容

       本文在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三元空间辩证法探讨A大学门口美食街摊贩的空间实践，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分析美食街这个非正规经济空间的空间实践、城市空间的再生产等议题。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参与观察法

       参与式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深入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通过自己的感官和观察工具直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生活，获取第一手资料。参与式观察法的优点是研究者进入研究环境，更加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的行为，能够获取更为丰富的、真实的资料。研究期间，笔者经常性的前往学校门口的美食街，并且花大量时间呆在那里，观察摊贩如何收摊，和城管进行周旋，和同学如何互动 ，并且进一步加入很多摊贩的微信交流群，观察和参与群内互动，获得第一手资料。 

       2．访谈法

       研究者围绕着一个主题深入、全面地和被访者进行交流，以此来了解被访者的心理和行为。笔者的访谈是日常性的，在闲聊中收集有关摊贩的信息，同时，也会与一些摊贩添加社交软件好友，通过线上聊天收集信息。

       3.文献法

       我在检索了大量城市空间研究、摊贩研究的文献之余，还搜集了有关美食街的新媒体资讯，政府发布的有关城市空间治理文件。

       （二）资料来源

       本文所选的田野调查点是位于安徽合肥的A大学门口。因为笔者在此地生活四年，而美食街是在笔者来合肥第二年形成的，因此笔者了解美食街从无到有，并逐渐繁华的全过程。此外，以A大学为代表的大学附近摊贩相较于其他城市地区的摊贩具有独特性。首先，它们的顾客群体基本来自于所在大学，因此对这所大学的大学生依赖性较强。其次，摊贩群体较为固定，摊贩几乎每天都会来摆摊，并且每个摊贩几乎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偶尔会有一些其他摊贩加入到美食街，但很少有摊贩流失。最后，摊贩的摆摊时间与该大学规定活动时间密切相关。摊贩会根据该大学下课和寝室门禁时间决定自己的摆摊时间。

       五、研究分析

       A大学是一所人数较多的大学，但所在地区并不繁华，对美食的需求量较大，存在市场供需矛盾，因此这里逐渐开始聚集一些摊贩售卖炸火腿肠等食品，并在此期间吸引了更多的摊贩，因此形成了一条美食街。本文将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三个方面对美食街进行分析。

       （一）空间实践

       摊贩经营活动产生的非正规经济空间既是对街道原有空间的“破坏”，同时也是对原有街道的改造。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由一个个摊贩形成的美食街在不断地扩张，这也导致了街道中摊位空间、交通空间和沿街商铺空间发生重合。

       在A大学门口有一篇宽阔的广场空地，门口前面的道路分为机动车车道和非机动车车道，在道路对面的街道有一些商店，主要是超市和餐厅，有一道天桥连接马路两边。摊贩最主要的摆摊地点分为两个地点。一个是学校门口的小广场和非机动车车道，另一个地点是学校对面商铺前面的空间。最开始摊贩在靠近学校这边 的非机动车道摆摊，等到晚上七点之后，学校大门关闭，没有车辆从西门出入之后，部分摊贩会将地点转移到学校门口的广场。但是随着摊贩越来越多，学校管理部门觉得影响学校的形象，因此摊贩将地点转移到学校对面的街道上，并且这些摊贩主要集中在天桥出入口附近，主要聚集在街道商铺门口的空间和非机动车道。但是在“双创”等城市检查期间，这些摊贩会暂时消失。

       常驻在这里的摊贩拥有自己的位置，并且会和其他摊贩默契地形成彼此的界限。但是这些摊贩所售卖的商铺并非完全不同，有几家摊贩都售卖烤冷面、炒面、炸火腿肠这些热门商品，作为竞争对手的他们会尽量保持地理位置上的距离。同时，在街道对面商铺门口摆摊的摊贩也会和商店保持一定的距离，确保自己不会妨碍到街边商铺的正常经营。

图1-A大学门口

       （二）空间表征

       空间表征是指由政府、城市规划者等主体，通过政策、制度等工具所构想的符号空间。它是在特定利益和权利支配下的规训工具，代表着制度性和标准性，对摊贩的非正规经济行动规训的同时，也使得摊贩面临空间剥夺和排斥。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被纳入到全国文明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摊贩影响了城市的美观，而且当摊贩的非正规经济活动超过一定规模后会对交通空间造成一定的挤占，从而产生交通拥堵等问题，因此摊贩成为了城市管理中的重点治理对象，而城管则作为城市管理的具体执行者。

       A大学门口因为地理位置较偏，车流量较少，因此摊贩对交通影响不大，对摊贩的驱赶主要出于城市环境建设和评选文明城市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由保安对学校门口的美食街进行管制。学校保安对摊贩的管制日常化但十分宽松。在西门正常开放时间，学校保安会使用三角警示牌、放置栏杆等方式禁止摊贩进入小广场，但默许摊贩在非机动车道和对面街道摆摊，甚至在西门没有车辆进出的时间段，允许摊贩进入小广场摆摊。而城管对摊贩的管制虽然间隔时间较长，但是十分严格。他们虽然不会没收摊贩的商品和工具，但是会通过驱赶，站岗等方式迫使摊贩离开。但是这种管制时间较短，一般为十几分钟到半小时之间，在此期间，城管会将车辆停在学校门口以示警告，但是一旦等到城管离开，摊贩们会在几分钟内迅速回到原先位置。

       市场也发现了A大学的商机，企图在西门对面建立美食城（两层楼的建筑），企图抢占摊贩的生意或者招揽摊贩成为美食城里的一个美食窗口。但是由于这所美食城的位置位于二楼，并且一楼没有明确的指示牌，导致很多同学并不知道二楼有美食城，美食城的生意十分惨淡。这也使得美食城内的一些美食窗口放弃店铺，转变为小吃摊。

       （三）表征性空间

       表征性空间是指A大学门口日常的、亲历的和行动的空间,其内部蕴含着各种社会关系。摊贩在进行交易时会和顾客、学校保安、城管等其他主体发生着各种社会关系，他们共同造就了复杂的非正规经济空间。在这些主体之中，顾客和城管与摊贩更为密切，因此在这里突出介绍。

       1.摊贩与顾客的互动

       A大学学校门口摊贩的顾客主要是A大学的学生，在进行交易这种经济行为之外，学生还会和摊贩产生其他的社会互动。首先，学生会告知摊贩日常上课时间和放假时间，以此让摊贩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出摊时间。其次，因为很多摊贩的知识水平不高，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不太熟练，因此很多摊贩会请同学帮忙建立和管理微信交流群。此外还有一些同学和摊贩达成合作关系，因为摊贩无法进入校园，但有些同学想要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于是有一些同学负责商品的派送，并从此赚取报酬。再次，因为A大学附近有其他高校和企业，摊贩的摆摊地点并非只有一个选择，有可能会因为利益选择其他地点摆摊，因此有些同学为了让自己喜欢的摊贩留下，他们会自发地去学校信息交流群或者互动平台帮忙宣传，通过增加摊贩的经济收益使他们留在A大学。最后，同学的行为和评价对摊贩的生意有很大的影响。虽然A大学存在美食方面的供需不平衡，但是并非所有摊位生意都很好，会受到从众效应和马太效应的影响，人们会优先去尝试排队人多、更受欢迎的摊位（即使它的味道一般），而那些一直没人光顾的摊位会持续这种惨淡的光景。当同学在交易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例如有些同学在水果摊上买水果遇到了“鬼称”，或者被偷偷换成不好的水果，会通过校园墙来揭露，由此减少那个摊位的生意。

       摊贩会根据A大学的特点实行针对性的生意策略，并且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会主动维系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因为A大学食物供不应求，而且下课时间统一，食堂人数过多，很多同学需要耗费很多时间成本在买饭上，因此校门外的小摊推出预定的方案，可以提前在微信群内点单并通过发红包的方式付款，由此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此外，摊贩还会在微信群内通过发红包或者抽奖赠送商品等方式增强顾客的好感和粘性。

       2.摊贩与城管的互动

       摊贩和城管的互动一方面体现在城管对摊贩的管制，另一方面体现在城管与摊贩的合作。在管制过程中，城管会尽量把矛盾降到最低，采取一些柔性的执法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言语上的驱赶和行动上的震慑。通过言语上让摊贩离开，还有在学校附近巡逻和将车辆停在学校门口这两种行为暂时性的让摊贩离开，至今为止城管和摊贩都没有起正面冲突，也不存在暴力执法的情况。

       但城管与摊贩还存在合作关系。城管会告知摊贩政府重大检查的日期，而摊贩在这段时间就会默契的“消失”，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城管不需要费用口舌和采取行动驱赶摊贩，摊贩也不需要承担没收工具等处罚的风险。此外，在日常检查中，城管和摊贩的“游击战”也像是一种表演性行为。

       六、总结与反思

       （一）美食街的空间三元性的统一

       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三者是统一的，他们并非割裂的三个空间，而是三位一体的。美食街的地点位置会随着政府管制而发生弹性变化。因为城管的管制，摊贩将原先的摊位位置由最开始的学校门口转变为学校对面的街道。在街对面茂密的树木和街面店铺灯光的掩护下，摊贩不易被城管发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驱赶的可能性。同时摊贩的形成，也影响了城市规划者或者资本和商家的决策。以上的变化又会对人们日常的社会互动产生影响，从而对空间进行重塑和构造，完成空间再生产。

       （二）摊贩治理过程中应该考虑摊贩的自主性和积极效应

       在城市日渐统一化、标准化的背景下，现有管理部门依旧将摊贩看作是城市环境中的不和谐因素，缺乏对摊贩群体需求的理解和关怀。A大学门口的非正规经济是摊贩自下而上创造的产物，彰显了他们对于城市空间的创造性利用，他们并不完全服从于城市领导者所创造的城市空间愿景即空间表征，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应用空间实践，从而形成自己的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这种丰富而有有活力的空间实践蕴含着他们的自我表达和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它们产生于他们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并反映在丰富的城市景观中。虽然美食街是一个非正规的存在，但是它在满足学生需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们之间的空隙，甚至延续和再造了城市记忆。

 

七、参考文献

[1] 辛振. 成都市旧街区“非正规空间”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8.

[2] 刘一瑶.重庆市主城区立交桥下空间非正规利用研究[D].重庆大学,2022.

[3] 李娜,杨俊雷,韩敏等.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视角下的非正规城市思考[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多元与包容——201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3.城市规划管理).云南科技出版社,2012:10.

[4] 陈默.城市里的缝隙：昆明江边旧货市场摊贩的空间实践[D].云南大学,2022.

[5] 刘卿云,王伟强.非正规经济视角下地摊3.0活动与城市空间互动机制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23(03):27-37.

[6] 刘新宇.论中国低端部门就业与城市环境管理的冲突[D].复旦大学,2007.

[7] 张国平,章灿钢.城市流动摊贩管理: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实现条件[J].晋阳学刊,2008(05):51-54.

[8] 蒙昱竹,姚旻.“地摊经济”的理论逻辑与中国路径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0(01):45-52.

[9] 黄耿志,薛德升.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广州城市摊贩空间治理模式与效应[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03):51-57.

[10] 岑锦秀.摊贩自组织与城管部门的互动关系研究[D].贵州大学,2017.

[11] 刘亚芳.社会网络视角下流动摊贩生存状况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12] 齐传洁.隐形的“乡土”：银川H夜市摊贩的社会关系研究[D].宁夏大学,2019.

[13] 黄馨漫.南宁市“摆客”群体特征研究[D].广西大学,2013.

[14] 王权坤,胡雪瑶,艾少伟.身份、流动与权力：街头摊贩的空间实践[J].人文地理,2020,35(06):35-43.

[15] 梁诗雪.记忆、认同与叛逃：北京大柳树鬼市“居民”的文化实践研究[D].云南大学,2019.

[16] 德雷克·格里高里,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M].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7] 巩潇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空间生产理论”：比较与借鉴[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2,29(06):109-122.

[18]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9] 巩潇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空间生产理论”：比较与借鉴[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2,29(06):109-122.

[20] 叶超, 柴彦威, 张小林. “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 [J]. 经济地理, 2011, 31(03): 409-413.

 

王续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