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列斐伏尔三元论视角下的城中村拆迁研究 ——以安徽省L社区为例

       摘要：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思想，以安徽省 L社区为例,探讨拆迁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互动空间的重塑，分别与“三元辩证法”中的“空间实践”、“表征性空间”和“空间的表征”相对应。“空间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感知到的物质空间的演化，重点是对社区物理空间形式的改变进行研究；“表征性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的社会空间，也就是社区空间形式的演化；“空间的表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动空间层面，涉及到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居民等三个不同层次的主体。

       关键词：空间生产；城中村拆迁；三元辩证法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城中村是农村劳动力的一种低成本住房，它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却也是城市发展的一大障碍。安徽的城中村拆迁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有些地方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旧城改造的功能与适用范围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城中村的拆迁工作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提倡与扶持。城中村的拆迁，表面上看是一种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但却与“以人为本”、“以地促人”的新型城镇化思想相契合，因此，城中村拆迁不应仅局限于外部景观的改造。由此，笔者开始思考目前城中村拆迁中的空间重塑。具体来说，主要探讨的是拆迁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互动空间的形态演变。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目前，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次，缺乏对具体局域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研究。本项目拟将“空间生产”理论运用到局域空间的人际互动中，从微观角度加深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并拓展其应用领域。

       2. 现实意义

       目前，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城市中的空间生产区域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城市整体空间结构逐渐显现轮廓。未来，社区治理将成为城市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在着手解决由迅速城市化带来的社区治理难题之际，首要任务是系统梳理社区内群体的社会关系，这样才能更精准地制定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本研究以空间生产理论为视角，深入探讨城中村拆迁过程中如何实现从物质空间的重新构建到社会空间与互动空间的重塑，旨在为社会治理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文献综述

       1.空间生产理论文献综述

       （1）空间生产研究概述

       列斐伏尔是空间生产理论的奠基者，其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结合尼采对当代世界的观察。他将空间概念与全球化、城市化以及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扩展至空间维度，构建了“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三位一体的“时—空辩证法”。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核心概念包括：

       首先，空间被视为一种社会产物，具有社会属性，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次，他超越了传统对空间的片面认知，强调了空间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新的认知方式。

       此外，他构建了一个“三元一体”的空间生产架构：“空间实践”、“表征性空间”和“空间的表征”。

       列斐伏尔之后，空间生产理论的发展呈现三个主要方向：后现代社会学关注空间与个体的关系；新城市社会学关注城市发展中的政治、阶级、性别和种族歧视等要素；新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则以索亚为代表，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生产关系形成和受制于空间，并引入空间视角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扩张过程。

       （2）国内空间生产的相关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引入了空间生产理论，并在2005年形成研究热潮。当前，国内学者对“空间生产”的研究视角逐渐呈多元化趋势，涵盖了规划学科、社会学以及地理学等多个领域，使得运用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这些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在权力和资本的作用下形成的“强”空间，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主导下产生的“弱”空间的生产机制的研究^[1]。城市空间类型的研究也呈现多样性，包括城市居住空间、工业空间、旅游空间以及历史文化空间等。

       在宏观研究中，包亚明，张京祥，马学广三人，都是从“空间生产”的角度阐释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空间。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城市空间的演化、更新与治理机理进行了探讨。胡毅和张京祥分别从历史过程、现状实践和未来正义走向三个方面对城中村拆迁进行了阐释与重建^[2]。王伟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上海90年代以来的城市空间演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3]。马学广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对“城中村”的生产过程、“模式”与“治理”机理进行了剖析^[4]。余琪、杨芬以上海、武汉市为例，以“空间生产”为例，分析了两种生产方式在空间演化中的作用^[5]。

       在微观层面上，以空间生产理论为视角，对城市空间进行阐释的学者并不多。邹丹丹通过对上海新天地的空间生产模式的分析，发现它的空间生产模式是在资源重组的条件下进行的，涉及到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型和以乡愁为基础的空间抵抗^[6]。杨丽以英国“示范村”为例，从“空间生产”的角度考察了“劳动示范村”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由“工厂主家长制”到“家庭收益分享”的转型，导致了“劳动示范村”的空间形式发生了变化^[7]。

       从整体上看，我国学者在应用空间生产理论进行城市空间研究时，大部分是以宏观的城市空间为研究对象，缺乏对特定微观空间形态的研究。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是对空间形成的过程进行研究，其中资本、权力、社会三大要素对空间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中村的文献综述

       （1）城中村概念研究

       李彬将城中村一词界定为两个层面，一是从地域上看，城中村是指被城市建筑所环绕的城乡结合部^[8]，胡雪岩则从社会经济层面出发，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城镇发展进程中，还保留着乡村特色的地区，其人员和管理模式等都还保留着乡村的管理特色^[9]。魏立华从城镇化进程的视角出发，提出城中村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产物，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乡村到城市的非完整转化而来的区域^[10]。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对城中村的涵义进行了阐释。李培林基于对广州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认为城中村的外在形式是基于宅基地的建筑物的集合，其本质是血缘、地缘等基本社会纽带的凝聚^[11]。他又按城镇对乡村的包围程度，把城中村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已无农事可做”的农村；第二类是在城郊仍有很小的土地的村庄；三是地处远郊，保留了大量农用土地的村庄^[12]。尽管学者对于城中村的界定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本质却是相同的，即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因城市扩展而形成的城乡并存的二元景观现象。

       （2）城中村改造分析

       城中村的改造，不仅仅是一个拆迁问题，它涉及到村庄的传统、风俗、文化、利益等因素的交织。李培林在“村落终结”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塑造了一种对中国乡村终结具有普适性的“羊城村”这样的理想类型，其最后的研究成果是：第一，村庄与农户的终结并非一脉相承，并非单纯依靠非农化、工业化、户籍制度等手段就可以完成，村庄的终结更为困难，且持续时间较长，急于求成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第二，村落的终结一定会带来财产权的变化和社会网络的重组，在此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利益与价值的矛盾，因此，必须在“零和博弈”之外，构建一种新型的协作与整合机制。第三，村落组织的乡村社会结构并非与现代性完全相反，而是与之相融，即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连续谱的过渡和多样性。^[13]这也说明，城中村改造不仅仅是城市的规划问题，更是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问题。

       （3）城中村存在问题分析

       就“城中村”的问题而言，马星提出，“城中村”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有限的土地供应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日益扩大之间的矛盾、城乡二元经济的矛盾以及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14]。闫小培提出，“城中村”不仅是外在的“肮脏”、“无秩序”的问题，更是农民工的居住、住房、就业等方面的问题^[15]。刘梦琴指出，“城中村”地处市区，却与市区的建设与开发脱节，缺乏基础设施与治安管理，没有合理的房屋建设，居民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居住人口混乱^[16]。

       （4）研究总结

       通过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对于城中村的研究主要是对城中村改造时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偏向于就事而论的应用性研究，忽视了人的因素，忽视了特定的冲突主体，缺少对城中村被拆迁居民心理层面的深度探索。

       （二）理论视角：空间生产理论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了一个“三元一体”的架构：“空间实践”、“表征性空间”和“空间的表征”。“空间实践”是指由社会生产、再生产出来的外在的物质环境及其空间位置和布局的组合。城中村的拆迁规划通过特定的政策措施实施，首先表现为旧村的物质环境改变，比如建设商业地产、引进产业等，然后新的物质空间产生了新的就业方式、居住形态、社会关系和消费习惯等，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生产实践，还是非物质层面的生产实践，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紧密相连。日常居住空间，也就是“表征性空间”，它通过意义和符号化的方式，是人们的生存与认知的空间^[17][18]。“空间的表征”可以理解为一个空间的构想。开发商、政府和居民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经过多方协商，共同拟定了一幅“城中村”拆迁规划蓝图，构筑了一幅“虚拟空间”。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三元一体的空间分割，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互相融合，互相叠加。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框架

       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主要是提出问题，说明城中村拆迁对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重塑，并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通过对相关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对目前国内外关于空间社会学和城中村拆迁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归纳，对相关研究理论进行解读和分析，建构在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拆迁后空间形态演变研究的理论分析工具。

       第三部分：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主要是展示全文的研究框架，并用列斐伏尔的三位一体的三元辩证法来说明本文的研究内容。

       第四部分：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参与观察法、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访谈法，说明研究对象的选取过程及资料的获取来源。

       第五部分：研究分析。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城中村拆迁“空间实践”的研究，主要针对城中村拆迁的物质空间形态的研究。第二，城中村拆迁“表征性空间”的研究，主要针对城中村内居民日常体验的空间变化做研究。第三，城中村拆迁“空间的表征”的研究，城中村拆迁空间生产中不同的行为者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不一样，通过探讨空间生产中各方利益的异同，去研究物质和社会空间形态演变背后的深层原因与运作机制。

       第六部分：总结与反思。简要总结整篇文章的主要结论，并对文章的不足之处进行阐述。

       （二）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安徽省L城中村改造典型为主要研究地点，通过对被拆迁居民、参与城中村改造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当前的城中村拆迁是如何实现从物质空间的重塑到人的再造的：

       1. 城中村拆迁“空间实践”的研究即物质空间重塑

列斐伏尔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辩证法中，引进了“空间”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空间生产”。他建构了一套三位一体的三元辩证法理论架构：空间实践、表征性空间和空间的表征。“空间实践”是第一位的，它涵盖了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它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形态和演化，包括外在形态的改变和内在功能的转换。本文立足于空间实践视角，聚焦于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的实体空间重构问题。本文聚焦于城中村拆迁中物质空间的塑造，重点关注其外在形态的变迁与内在功能置换。

       2. 城中村拆迁“表征性空间”的研究即社会空间重塑

       “表征性空间”在被福柯定义为人们日常体验的微观空间，具体而言，它体现了居民对空间的日常体验和想象。在城中村拆迁的过程中，社区空间的居民是直接受到影响的群体，他们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感知将直接塑造空间的发展和演变。“表征性空间“主要关注城中村拆迁引起的社会空间形态的演变。通过对城中村拆迁中物质和社会形态的演变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空间演变的特征。这个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城中村拆迁对社会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揭示了其中蕴含的空间演变的独特特征。

       3. 城中村拆迁“空间的表征”的研究即互动空间重塑

       “空间表征”被定义为抽象的空间，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心中的知识性空间，具有权力和规划的强烈属性。列斐伏尔将这些空间视为构建和维持资本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空间表征的视角下，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作为资本和权力主体参与空间生产的影响。不同的行为主体以各自的利益诉求相互交互，而这种互动中存在的规律模式即为发展的动力机制。这种视角强调了空间表征作为知识性、权力性、规划性的空间，对社会发展和资本积累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1. 参与式观察法

       个体的日常行为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这些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个体所处的复杂关系网络。为了直观地观察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笔者选择深入研究自己所居住的L社区，认为通过深入了解居民的日常生活，可以更直接地洞察社会关系的运作，并进一步了解L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

       2.文献研究法

       首先，在收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梳理，再现其在拆迁之前的空间形态。同时，利用万方、知网等检索到与本领域相关的研究结果，对其研究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3. 实地访谈法

       作为拆迁重建的亲历者，拆迁户扮演着空间中的实践主体，其对空间变化有着直接而深刻的感受。通过深入访谈安置区内的拆迁户，笔者能够获取他们对空间格局的印象。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得以构建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城中村原有空间格局的还原图景。此外，居民们的感受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空间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为研究提供更为丰富和全面的材料。

       （二）资料来源

       在本研究中，资料主要来源于安徽省L社区，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L社区是安徽省最早的一批移民安置点，它是一个典型的拆迁安置小区。与其它安置区相比,L社区的居民在搬迁后的居住年限更久，居住条件更稳定，对搬迁后的改变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建设,L社区的各项设施都已经趋于完善，各个功能区都有了明确的划分，管理也更加贴近现代。

       其次，在L社区周边有大量商业小区、办公楼、商业广场等多种房地产形式。在这种多维空间中，与周围商业街区相比， L社区内的居民仍保留着传统的邻里关系，与周边商业小区存在差异。它所蕴涵的文化意蕴，为笔者研究社会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五、研究分析

       （一）“空间实践”——城中村拆迁物质空间重塑

       安徽省L社区位于新城东部，沪蓉高速公路从境内南部穿境而过，与105国道、铁路相距约1公里，境内交通便利。周边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育资源十分丰富。

       1. 公共空间

       （1）绿化面积

       社区内部主要的绿地面积的形态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从建成之初的少许植株和花坛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变化。

       （2）商业设施

       商业设施的布局也呈多元化局面，原本只是沿街布置的商业设施逐渐向社区内延伸，形成两个商业性内街。

       （3）教育设施

       社区内现有的教育设施配置仅有一座公办小学，成立于1957年，居民楼前的空间成为社区小学的户外活动场地。

       2. 边界空间

       社区与周边的住区分隔明显，设置有很多围墙进行分隔，但社区本身没有设置统一的门禁和围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社区。

       3. 建筑空间

       该街区的建筑密度再次提高了原来的建筑密度。与此同时，建筑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生产行为，如建设、扩建、建设等，使得社区空间密度进一步增大。

       4. 理论解读

       通过空间生产的角度来观察，城中村拆迁的空间实践过程主要表现在物质空间形态的演变和功能的更替。本文专注于对L社区的物质空间和功能空间演化的具体分析。在物质空间方面，L社区的建筑密度不断增加，非正规空间的生产行为显著，户外空间利用率较低，导致社区空间的活力逐渐减弱。与此同时，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公共空间的多样性逐渐提升，户外空间的利用率也相应上升。这一演化过程突显了城中村拆迁中空间实践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二）“表征性空间”——城中村拆迁社会空间重塑

       本文将通过实地调研及深度访谈等手段获取相应的数据并展开研究分析，主要从居民日常生活、居民满意度、外来人口迁入三方面考察社会空间形态究竟发生了哪些演变。

       1. 居民日常生活

       通过深度访谈，本文旨在探究不同年龄层居民的日常生活。L社区对于部分居民来说不仅是生活空间，也是生产空间，其日常的生活生产等行为在社区内发生。

       “我跟丈夫很早就来这了，家里的经济负担重。我们是从乡下来的，那儿没有什么活干，所以不得不到城里来谋生。我在这里开了一家餐馆，开了快十年了。现在，儿女都被带到了这里。虽然生活水平不高，但我觉得，只要家人在一起，就足够了。”

       “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患有痛风，你看，我的手上都肿了起来，很多菜也吃不了。通常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在楼下的椅子上坐一坐，到了做饭的时间，就回家准备晚饭。吃完饭后，午休时没什么事情，我也会下来再坐坐。社区里就这个位置比较适合歇息。”

       总体而言，L社区呈现出极为多元化的行为主体，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对于在附近工作的租户而言，他们平日忙碌于工作，周末更倾向于在家中休息，很少参与社区内的空间生产活动。相比之下，拥有产权的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对社区有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然而，本地人和外地人这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对立情绪。总体来看，社区内的公共空间呈现出高度混合的特征，被用作居民日常休憩、社交和娱乐的场所。

       2. 居民满意度

       对于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绝大部分市民都认为其生活条件较差。居民对住宅环境的不满意主要表现在环境卫生、水、电、卫生设施、建筑质量、园林绿化等。在小区内有不少居民反应，他们的生活垃圾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此外，大部分居民对小区的建筑质量表示不满意，认为部分楼层有质量问题，急需进行维修。

       “目前我的唯一期望就是希望天然气尽快通气。之前承诺已久，费用也交了，然而通天然气的进展却一直没有明朗的迹象，让人感到困扰。”

       “房屋质量问题也非常突出，建筑底部出现的裂缝越来越大，每天看着都让人害怕。墙皮的脱落更是让人担忧，开发商的不良行为以及政府对我们的漠视，使得当初的强制拆迁给予的赔偿标准极为低劣，直接切断水电，迫使我们搬离。我们无奈，只能被迫搬迁。”

       在对L社区邻里交往满意度的调查中，多数居民表达出邻里关系日益淡漠，变得不太亲密。

       “最初和我一同搬来的居民很多都已经离开了，现在能够互相聊几句的人越来越少。例如，我现在住在4层，隔壁的房主早已更迭，而3层的老胡是最早和我们一同搬来的。其他的房主也大多更替，有些人十多年了还不太熟悉，有的甚至没有见过。”

       “我大约在2019年购买了这套房子，已经在这里居住了3多年。我的孩子也在这里出生长大，使我对这个社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认识楼上楼下的邻居，平时碰面都会友好地打个招呼。然而，在老一辈的拆迁户看来，我们可能还是被看作是外地人，但我自己却觉得已经融入了这个社区，而租户则被认为是外地人。社区管理的不善，租户过多，整体环境相对较为复杂。”

       3. 外来人口迁入

       在原住民中，一些具备改善住房条件能力的人纷纷离开，而进城务工人员则纷纷迁入，导致社区内涌现出多元身份的居民群体。与此同时，传统的乡村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失去影响力，从而使得原本基于熟人网络的社区逐渐演变为半陌生社区。外来人口的涌入引发了大量非正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非法搭建的建筑中，包括一些低成本的商业活动以及一部分临时摊贩。与周围城市空间相比，城中村整体的经济活力相对较弱，租户主要由附近从事零工的外来务工者构成。这一转变带来了社区结构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4. 理论解读

       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城中村拆迁的空间形态演化就是其“空间生产”的过程，其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生产”就是这种“空间生产”的产物。城中村拆迁中的空间实践表现为物质形态的改变以及空间职能的演化。这样的空间活动引起物理环境的变化，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物理空间。城中村拆迁后，以居民为主体的表征空间是城市居民日常体验与居住的场所，其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社区人口构成、房屋所有权变动引起的社会关系变迁。在此基础上，空间实践与表征空间的生成，共同影响着社区空间形态的演化。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互相作用的。

       （三）“空间的表征”——城中村拆迁互动空间重塑

       张兵提出了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主要包括政府、城市经济组织和居民三类类型^[19]。本文前面聚焦于“空间实践”和“表征性空间”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演变。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循环发展的关系。在空间生产的主体参与方面，主要关注居民作为主要生产主体，探讨了其生产行为对空间形态的直接影响。在“空间的表征”部分，涉及到城中村拆迁的三类主体，分别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这一研究框架为深刻理解城中村拆迁过程中的空间演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1. 政府

       在处理“城中村”问题时，政府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必须慎之又慎。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政府逐渐认识到城中村拆迁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涉及对社会空间的调整和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放权给原居民，与其进行谈判和协商。L社区拆迁过程中，政府是主要掌控者，需要合理分配空间资源，避免使社区居民处于弱势，同时限制开发商的权力。在这种权力平衡中，拆迁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针对 L社区的房屋拆迁，当地政府需要代表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协商，以达到有效的空间资源配置。为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政府不仅要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来进行补偿，而且要及时地处理好拆迁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公益的代言人，当地政府在拆迁时必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行为是以城市发展为目标的，而不是以开发商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同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并安排工作人员与被拆迁居民进行交流，掌握他们的想法。L社区的拆迁公告及相关法规，是强制拆迁的合法基础，但是，对于空间资源的分配，政府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一味地强制执行。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引发社区居民不能接受而采取违规行为，从而引发与开发商的激烈冲突。

       2. 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在进行拆迁安置工作时，始终以盈利为主要需求，资本逐利，不愿在亏本时期经营。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实际建设中，开发商采取各种手段来降低成本。其中，常见的策略包括提高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以最小的土地面积安置更多的居民，同时扩大非安置土地面积，创造更多土地收益。此外，在建设过程中，开发商也力图节约建筑成本，导致安置房的质量通常较普通商品房差劲。以L社区为例，为获取更高利润，开发商极力提高建筑密度和容积率，追求最大程度压榨剩余价值，致使L社区建筑密度和楼层高度都达到极限。这一系列行为突显了开发商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3. 居民

       在城中村中，住区中的居民作为“消费主体”，其物质与精神上的需要已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 L型社区的形态是由居民的行为所决定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城市的物质与社会空间上。同时，社区居民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地被唤醒，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自发组织或者是其它的社会团体来参与到政府的各种决策中来，从而主动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居民作为城市更新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生活行为对社区的空间生产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并不断改变着住区的空间形态。

       4. 理论解读

       在对城中村拆迁的空间生产进行研究时，政府是主导资源与空间权力的资本主体，而地产开发商在规划过程中扮演着经济资本的角色。这两个过程在城中村拆迁中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着协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L社区的居民是通过自治组织或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参与到城中村的生产活动中来，并对其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六、总结与反思

       （一）总结

       目前，安徽省L社区在拆迁后经历了空间重塑，主要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物质空间层面，体现为功能空间的置换和居民自发进行的建筑搭建及加建等违规行为。其次，在社会空间层面，社区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瓦解，新迁入居民的加入导致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关系。同时，社区的人口构成逐渐变得复杂，治安管理方面也出现了一定问题。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减弱，非正规空间生产及非正规经济行为逐渐增加。最后，在互动空间层面，不同行为主体在各自利益需求下展开对空间的生产行为，形成了社区空间重塑的动力机制，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

       通过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分析，“空间实践”即物质形态的演变主要受“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的影响。同时，社区的社会形态和生产主体的行为也会影响社区的物质空间形态演变，即三者之间相互影响。

       （二）反思

       首先，笔者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理解尚未达到深入和全面的水平。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个人阅历和水平的有限，笔者在运用和理解该理论方面仍有不足。总体而言，对于空间生产视角下空间形态的研究，笔者更多地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刻挖掘相关联系的更深层次。同时，本文未明确指出L社区空间生产可能引发的危机，受篇幅所限，对于解决途径也未涉及。

其次，本研究采用了比较简单的访谈方式，由于缺乏对社区生活方式变迁的认识，在对社区满意问卷的设计上，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相对简单的访谈问题使得本研究的深度不够，无法从整体上探究社区民众的感受与期待。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对社会形态变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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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熔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