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社会学视域下互联网中粉丝群体的情感能量研究——以韩国男团Seventeen的粉丝群体为例
摘 要：情感需要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需要的重要部分。在互联网高度普及，公众社交平台参与度高度发达的当下，粉丝社群越来越成为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重要力量，其凭借对偶像的喜爱之情在互联网空间中结成组织，并不断通过各种仪式性活动进行情感能量的生产。因此，围绕当前互联网粉丝社群这一主体，本文试从情感社会学的视域出发，重点分析粉丝群体的情感能量的生成和运作逻辑。首先，本文对国内外情感社会学和粉丝群体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提供理论基础；其次，对情感视角下的粉丝群体情感能量生成、强化和异化三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完善对粉丝社群和粉丝行为的考察。最后进行总结，指出当今社会粉丝群体的追星行为是其情感宣泄的一个出口，是当下社会心态的反映，也是社会精神的其中一个注脚。
关键词：情感社会学；情感劳动；粉丝文化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在早期研究历史中，情感被视作非理性的一种感性体验。受理性主义的长期影响，它往往被纳入实验科学的研究范畴，导致情感的研究取向主要关注情感的量化分析、脑科学、心理学等角度微观个体层面。但情感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中始终存有一席之地，从早期的韦伯、涂尔干到60-70年代正式开始出现情感社会学的转型，情感这一概念不仅被不同的研究者不断研究，也随着当今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时代到来而更凸显其重要性。在对情感的聚焦中，人们关注的问题和其存在的空间都正在发生变化。藉由互联网这一介质，人们的情感在网络空间不断生成又消散。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全球经济的产业转型明显，以娱乐业为代表产业的韩国正将其K-culture推向全球。席卷全球的K-pop偶像浪潮和互联网流媒体、社交平台的高速发展共同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其中年轻女粉、高学历追星族、专一理智型粉 丝占据目前粉丝群体的绝大多数，粉丝的数据意识升级，为偶像“操数据”成为大部 分粉丝的日常活动等。作为一个虚拟的趣缘共同体，当代粉丝以对偶像共同的喜爱为连结，选取社交平台作为追星主阵地并进行有组织的追星活动。通过打榜、刷数据、集资等日常行动和为偶像回归发歌冲销量等特殊行动，粉圈当中的情感也在不断地生成、转移和壮大。粉丝为何愿意投身为偶像的情感劳动？这种情感从何而起，又如何形成组织和集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情感是否面临着商业资本的异化？本篇论文以韩国男团Seventeen的粉丝为案例对象，希望藉由对互联网平台中粉丝群体的研究，探寻这种情感能量如何生成、强化和异化，并对当下网络粉丝群体的认知、情感、行为和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讨论，以期对当前有关粉丝文化的研究进行情感角度的补充。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1、研究目的
偶像文化及粉丝文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情感社会学的视野下开展对饭圈文化中的情感能量变化的研究，对当代互联网中的粉丝群体的认知、情感、行为、心态、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解，尝试找出其情感生成、强化和异化的机制并进行批判思考，尝试弥补当前粉丝文化研究学术视野中情感视角的缺环，并为更好地了解粉丝文化和引导粉丝文化合理健康发展提供思路。
2、研究意义
饭圈文化是日韩流行文化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后的不可忽视的流行文化现象之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不仅仅是社交平台上的数据流量，更具有后工业时代下和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意义。在社会学情感转向的背景之下，年轻一代并不简单地将追星归类为爱好，而是将其融入为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的一部分。其在网络上建立网络社区、社群等虚拟的趣缘共同体，并以共同的偶像为基础进行以情感为名的“爱的劳动”，为偶像制造线上的数据流量和线下的应援，在这一过程中确认对自身和趣缘共同体的认同感。而其在追星过程中出现的正向和负向的情感能量的生成、传播和强化，情感作为一种劳动和资源又如何产生异化，均能够反映当下年轻一代的社会心态、身份认同以及粉丝社群的构成和运作逻辑，弥补当前粉丝文化研究在情感视角上的缺环，为日后的其他研究提供新思路。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1、研究内容
（1）核心概念
①情感能量
情感能量是一个在情感社会学领域内不可忽视的概念。涂尔干提出集体性的兴奋能量“mana” ，并提出过“集体团结是积极情感唤醒的目标”这一概念。斯宾塞和吉勒进一步将这种土著人集体活动中感受到的兴奋或者说“超自然的力量”也归功于“mana”。这一概念直接影响了如今被许多文化传播学者所常使用的理论：柯林斯的仪式互动理论。柯林斯同样强调了情感能量的作用：互动仪式的目的是唤醒情感。情感并非瞬时的生物性的感情波动，它可以作为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吸引人重复进行仪式操演的动力。由此，本文将情感能量定义为社会群体在日常和特殊的仪式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集体兴奋和团结的情感状态，并能够通过仪式互动得到不断传递和强化。
②、研究框架
本文以案例研究的方式，选取韩国男团seventeen的粉丝为个案研究对象，在情感社会学视角下开展对其追星的日常互动中情感变化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情感能量生成、强化和异化的过程来审视粉丝文化当中情感的存在状态和运作机理，讨论何种情感在何种状态下产生变化。
（四）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质性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一大类别。其定义陈向明（2000）在《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有过总结：“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1）资料的收集方法
①文献研究法
在进行实地研究之前，笔者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情感社会学、情感劳动、粉丝迷群、粉丝文化和数字劳工的文献、书刊、新闻报道等有关资料，对粉丝情感劳动这一本文探讨的核心概念进行文献回顾和梳理，并对当前社交平台的韩娱、内娱的粉圈生态通过公众号文章和直接浏览的方式进行了解，为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②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是一种通过单独或少数几个个案的彻底分析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个案可包括特定个人、某一群体或组织、某一社区等。个案研究有助于帮助研究者全面深入的描述和了解相关现象，具有较高消毒，发展对于一类个案更为深入的理解并进行相关理论概念、假设和命题的归纳，但在推广方面具有缺陷，并且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对研究者本人的素质具有较高要求。笔者通过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韩国男团seventeen的粉丝为个案对象，设计访谈提纲，进行工具性的个案研究，对其的追星认知、追星中的自发劳动行为和在追星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等方面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逐渐形成对其的理论解释。
③网络民族志
网络民族志也叫“虚拟民族志”，指通过网络收集信息和资料，通过网络与研究对象建立联系，并参与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中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加入某个在线社区成为其成员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其成员进行长期接触，从而能够对网络社区文化进行深度描述。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均基于微博开展追星活动，因此本文主要采取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笔者一方面通过观察微博这一社交平台上的韩娱“厕所”，即个人匿名投稿到博主后台，博主进行整理发出的微博号所发布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关注微博相关粉丝资讯号、加入粉丝群聊以对粉丝的追星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的了解。
2、研究对象
“粉丝”作为集合名词，其体量使庞大的。其中内娱粉丝和韩娱粉丝的粉圈生态和相应的情感劳动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SEVENTEEN（세븐틴）是HYBE旗下厂牌Pledis Entertainment于2015年5月26日推出的男子组合，经过出道8年的时间，其逐渐在韩国四代男团中占有一席之地，音乐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粉丝在当前韩娱粉圈中的体量和声量均较大，微博平台中Seventeen超话粉丝量120.9万，Bilibili平台官方视频号粉丝量高达144.8万。在以微博为主要平台的互联网帖子中，这一粉丝群体的“打榜”“反黑”“产出”等行为具有明确表现，并拥有成型的众多粉丝组织。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了韩国男团seventeen的粉丝，以其对追星生活的认识、产生的感情以及相应的追星行为为案例进行研究。笔者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联系到seventeen的粉丝和前粉丝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共采访四位粉丝，均为18-22岁的年级不等的在校大学生。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文献综述
1、国内外情感社会学的研究
（1）西方情感社会学的研究
情感社会学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和北美的新的社会学分支。情感社会学的诞生自有其现实基础，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情感问题：由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现代性带来的对非理性本能冲动和情感的制约使得个人内在的情感无处宣泄，导致了情感与社会的激烈冲突，使得情感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情感社会学的发展基于社会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其作为社会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分支，也补充和深化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情感社会学的演进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基本一致，可以划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形成阶段、战后到70年代的发展阶段和70年代以来的成熟阶段。纵观社会学的发展史，便可发现早期社会学家对情感的论述一直是隐性的，这与社会学早期发展的理性主义导向息息相关。社会学将情感置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当中进行研究[1]：孔德在解决“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这一社会学中心问题中将情感视为实现实证主义理想的决定力量；涂尔干构建了社会秩序的集体情感基础，指出作为社会事实的集体情感在现代分工社会下的纽带作用。齐美尔则从现代社会文化矛盾的角度对现代人的情感困境做出了悲观论断。同时，有关情感的社会学研究通常也与社会结构相勾连。马克思在异化劳动中对于情感的论述指出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对人类情感的压迫；韦伯宗教社会学中的著名论断即非理性的新教伦理是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兴起的最有力的动力，揭示了作为人类非理性表征的情感在社会结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其“理性的囚笼”在理性发展和情感自由之间呈现出了富有张力的两难困境。另一支对情感探究的社会学的非主流思潮则以古斯塔夫·勒庞[2]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为主要表现，其在现代民主条件下对群体性情感的强化的论述对负面情感进行了强调。尽管早期社会学家并未将情感作为其研究的主题，但情感一直处于社会学的视野当中。
在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随着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不断凸显，涌现出了一大批对情感问题和情感现象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而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而言则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欧和北美。本文按照当前情感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将其大致分为情感文化研究、情感互动研究和情感结构研究三类。
①情感文化研究
情感文化研究主要认为文化在情感规范、信念和意识形态建构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具体情境中，行动者以已有的文化规范和信念为行动剧本，做出与其相符的策略性表演行为。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3]用剧场语言描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情境下如何对自身印象和情感进行管理以在他人心中塑造自身所期望的形象的过程。霍赫希尔德指出，社会的情感文化构成了一系列人们在不同类型的情境中应当如何调整自身行动的复杂观念。在这一点上，她延续了戈夫曼的拟剧论传统，认为情感是个体在规范和理念等文化表述下在具体情境中所运用的表演。并提出了行动者的情感运作机制。其在《心灵的整饰》[4]中以空姐的情感管理方式为例，通过情感劳动和情感规则等概念揭示了现代社会劳动者在社会交往和工作中的情感异化。戈登也是较早认识到文化在情感解释的动力机制的重要意义的社会学家之一。其将情感区分为生物性情绪和社会情操，重视社会化的作用，认为生物性情绪会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被赋予文化意义，继而转化为社会情操。同时，情感的文化意义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蕴含于语言、艺术、仪式等文化表现形式。正因如此，其指出了情感作为一种知识的可习得性。舍弗延续了这种文化构造情感的观点，其认为情感研究应当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内在性和外在性相互融合，并依赖于对这些关系的探求。
②情感互动研究
社会学将情感这一概念置于群体而非个体角度之下，其不仅仅是个体面对他人、文化等因素的被动反应，并且还流动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情感主体之间，发生在建构社会纽带的互动情景当中。符号互动理论强调了既定文化框架下对自我身份认同和姿态的概念。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在一定情境下的活动都是有意义的，且以符号为中介进行，人们通过解释行动者所用的符号意义而做出反应，并在此过程中建构和保持自我身份认同。人们在不同情境下对彼此和自身的身份标签做出的认同和否认行为便是情感的动力机制。被视为符号互动论创始人的米德虽未从情感角度对社会互动进行分析，但这一理论传统下所形成的理论都从这里获得启发。库利是第一个把情感引入互动过程的社会学家，其认为个人情感的控制是社会控制的核心，奠定了许多其他经典理论的基础。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则从仪式角度对情感互动提出了独特见解。柯林斯对仪式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予以关注，定义互动仪式是拥有共同关注点和共享情绪的参与者进行面对面的和谐交流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仪式理论不仅包括如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等的正式典礼，也包括日常谈话交流等无模式化程序的自然仪式。互动仪式的关键在于仪式参与者是否具有共同的关注点和情感投入。在其理论中，情感能量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并非通常意义上即时产生消去的情感，而是长期存在于社会互动中的情感资源。情感能量的运作是个体情感投入的积极过程，其高低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互动当中的主动程度和受欢迎程度，从而也与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地位高低相挂钩。个体在参与情感仪式时具有鲜明的理性选择取向，其将投入时间、精力、物质、文化资本等各种资源来谋求情感收益的最大化。特纳认为，柯林斯在吸取涂尔干、戈夫曼和米德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具活力的仪式互动概念。
在交换理论中，互动被视作给予和获得有价值的资源的过程。霍曼斯定义了一系列概念如活动、奖赏、价值、情操、利润和分配公平。霍曼斯在其攻击-赞同命题中注意到了人类行动中的情感因素，指出在一个人的行动未得到其预料的报酬，或是得到其未预料的惩罚时，则会体验到消极情感，反之则将体验到积极情感。还论证了当人们投资的时间和能量和获得的报酬成比例时，则社会结构的建构会成为可能。布劳则构建了一个强调权力机制的交换论，其在强调社会交换中的互惠和公平规范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认为在微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会经历一个吸引-竞争-分化-整合的过程。在群体内部结构的分化当中，弱权者和强权者在进行交换时，其可以使用自身额外的资源使得交换达成，另一种途径则是提供服从、尊敬等情感资源而进行。在各种权力关系中固有的消极情感的唤醒机制则易促发冲突产生。交换理论在认识交换、交换连结属性等方面具有突出贡献。
③情感结构研究
情感结构研究从情感的动力机制上对其进行了讨论，并对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情感进行了考察。肯珀提出了以权力和地位为基础的情感理论，指出在社会情境中个体均具有一定权力和地位，其权力和地位的维持对个体积极或消极情感的唤醒具有结构性的作用。肯珀建立了情感的权力-地位模型，通过权力和地位对应的社会结构、社会情景变化和预期将情感分为结构性情感、情境性情感和预期情感三种，并建立了一系列理论命题。譬如，当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获得权力和地位时，其将较大可能地体验到如满意、自信、安全感等积极情感，反之；而个体为了避免体验消极情感，会倾向于对既有的权力和地位进行维护，并致力于获得更高的权力和地位。巴伯莱特对宏观水平的社会过程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观点，认为情感也和经济资源与权力一样分布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当中，但并未进行细节描述。情感结构研究在使用结构性术语对情感进行分析这一方面具有贡献，但其基本是根据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个体的相对权利和地位对情感过程进行分析，而并未从总体社会结构特性的方面对情感问题做出更为全面的回答。
（2）国内情感社会学的研究
国内对情感社会学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支。第一支是对情感社会学理论和历史脉络的分析。这一支主要对情感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探究其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研究何以可能[5][6]。王宁[7]在对情感社会学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情感的社会方式进行了分析，将其分为情感的社会接受方式、社会沟通方式和社会支持方式，从微观方面加深了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理解。成伯清[8]对情感结构、情感体制及诸体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将对情感体制的考察聚焦于当代社会生活中工作、消费、交往三个核心领域，并将其对应的情感体制分为整饰体制、体验体制和表演体制三类，以对当代社会的情感运作进行探索。
第二部分是基于不同特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以情感社会学为切入视角的分析。其中以情感劳动、情感社区与社群、情感消费、情感动力、情感治理等为主要研究论域。对情感劳动的研究现多与数字劳工结合在一起，讨论互联网产业中情感劳动的形成和剥削，如林颖和吴鼎铭[9]对社交平台中不同类型的情感劳动的讨论、庄曦和董珊[10]对粉丝群体中数据组打投行为的分析等。情感社区与社群、情感消费则多以对特别是以女性为主粉丝群体的研究见长。有关情感治理的文献多与网络舆情有关，也有对现实风险事件下社会情绪的分析。如袁光锋对现代风险社会下不确定性和情感生产关系之间的分析与郭小安和段竺辰[11]对新冠疫情中民众政策邻避情结的情感逻辑分析。部分学者对负面情感也予以关注，如吕小康[12]对怨气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状态的分析、沈纪等[13]对性侵案件下未成年被害人的创伤体验研究、殷文和张杰[14]对网络怨恨这种群体性行为的研究等。在越来越发现人的价值的当下，有关情感在社会结构、人际交往、文化形成、政治动员、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则更贴合时代脉搏，有待更多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2、情感视角下的粉丝文化研究
在粉丝文化这一领域之下形成的相关研究的理论阐释不仅止于情感社会学的理论论域，常见用于粉丝文化研究的理论包括了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马苏米的情动理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阿伯克隆比和郎赫斯特的观展-表演范式、福柯的话语理论等。而综合以上理论和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得到国内粉丝文化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了以下几个方面：伯明翰学派的积极受众、民族主义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受众商品论、粉丝经济等。综上所述，本文将情感社会学对粉丝文化的情感研究作如下分类：情感商品化与异化、情感消费与粉丝经济、情感政治和群体行动。
（1）情感商品化与异化：情感劳动和数字劳工
情感劳动这一概念由霍赫希尔德提出，原指雇员通过公开可见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对雇主、顾客或其他人表现出组织所要求的情感。其所强调的重点是要求个体调节自身情感以和组织要求、职业规范以及社会期望相一致，而漠视内心情感和外露情感的一致性展示了现代社会劳动者被异化的新面孔。由于霍赫希尔德在其书《心灵的整饰》[15]中提出情感劳动概念时便参考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这也锐化了情感劳动这一概念作为分析武器的力量，使得其天然带有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
在对粉丝文化的研究当中，情感劳动通常被视为粉丝群体自发的、积极主动的、无物质回报的情感付出。林颖和吴鼎铭[16]就互联网产业中的情感劳动进行了分类，分别为社交平台上网民情感的表达及劳动化、商业化信息分享网站上的知识生产和粉丝的劳动化及商业公司的资本增值。部分学者通过引入亨利·詹金斯的积极受众理论，研究受众主体性，集中表现在了粉丝对同人文化的创作之上，如吴丹[17]对“嗑学”即饭圈对影视剧、小说等作品中的人物的情感关系展开的想象、解构和创作的分析、吴玥[18]等以情感付出为视角对女性同人爱好者在同人社群自愿创作的原因展开的定量研究。另一方面，部分学者选择以粉丝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饭圈打榜和集资与KOL粉丝群体的特征为研究对象，使用数字劳工和情感劳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庄曦和董珊[19]以明星微博粉丝数据组为对象，对粉丝情感劳动组织与粉丝情感动员的结构进行分析，指出了粉丝无偿的情感劳动背后的剥削机制。同时，不乏对粉丝和明星之间双向的情感劳动进行的学术研究，如吕鹏和毕斯鹏对主播和粉丝之间的情感递偿、迁移和反哺的过程的分析和董清源[20]对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研究。而当偶像面临着“塌房”，逆反性的粉丝的情感劳动也并未缺位，康钰[21]以2.27事件展开的对粉丝情感脱缰的分析便展示了粉丝对偶像的反扑。除此之外，情感劳动也常与资本逻辑[22]、粉丝经济[23]等其他视角联系在一起做纯概念研究或现象分析。总之，在资本逻辑和粉丝文化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的当下，展开追星行为、参与到粉圈当中就极难避免情感劳动的产生和数字劳工身份的生成，因此从情感劳动的角度展开对粉丝文化、粉丝群体的研究便更具意义。
（2）情感消费与粉丝经济
针对人类社会的消费现象，许多社会学家早已解构消费作为满足生活需要的表层意义：韦伯以消费对社会阶级的划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均指出消费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性质，同时也是阶层区隔的表征。鲍德里亚则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指出了现代后工业社会已然成为一个消费社会的实质。在以差异为基础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行为的目的是追求差异，彰显身份，炫耀差距[24]。形象消费也是消费社会的一大特征。影视媒体推进了形象消费，消除了单纯注重物品使用价值的现实原则，使得人们日常消费日益感性化。当代造星产业的高度流水线化、偶像的高度商品化和粉丝消费的冲动性与从众性，使得其天然符合高度符号化的感性消费概念，也适用于用社会学的消费理论对其进行讨论。
情感需要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需要的重要部分，然而在当代社会现实人情关系“沙漠化”、情感满足方式的匿名化和单向化趋势之下，情感生活的市场化和情感产品的出现及批量化也就成为必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高度普及带来的社会生活扁平化，大众传媒业与娱乐业正愈加成为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生长的乐土。石依敏[25]通过对微信公众号情感生产和消费的机制分析了情感如何在微信媒介生产和消费规则的支配下的商品化和异化。加入性别视角的女性粉丝消费行为近年来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童祁[26]指出当前女性粉丝消费除了实体的明星代言品，还多集中于打榜、集资以及明星的数字刊物和数字音乐作品等，这一行为具有饭圈仪式性的集体消费和集体性的数据劳动的双重性质。张潇琪[27]从鲍德里亚的拟象社会视角出发，对女性消费者对养成系男性偶像符号的参与建构过程中的消费逻辑进行分析，指明当前的情感消费虽使得男性从观看者转向被凝视物，但女性消费者仍处于商业资本的运作规则之下，难以取得主体性。通过消费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结合对当下女性粉丝的情感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是当前学术研究可以进行新一步拓展的领域。
3、情感动员与集体行动
粉丝群体是天然具有政治属性，具备高度整合的一致的政治行动能力，并能进行政治意义生产的组织。情感作为一种社会纽带和社会结构的建构因素，在群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时代下，藉由趣缘产生的虚拟粉丝社群将粉丝嵌入此类情感社群之中，形成具备集体行动可能的情感共同体。在勒庞看来，群体成员受集体情感的影响会失去对自我的掌控能力，成为“乌合之众”。而涂尔干则对集体情感具有更为积极的看法，认为集体情感可以促进集体成员的价值观一致，有助于社会团结。最典型的对粉丝情感动员和集体行动的研究集中在了前几年的狂热民族主义“帝吧出征事件”的探讨[28][29]，由内外因素引发贴吧“小粉红”的情感激化的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是对粉圈内部的政治组织运作模式、人员层级、规则纪律、准入门槛等的研究，其中多数研究采用了粉丝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粉丝群体的集体行动行为。虽然多数并未将粉丝群体的集体行动作为着眼点去分析，但仍能看出粉丝群体具备集体行动的高度可能性。在陈昕[30]对鹿晗粉丝情感社群的分析当中，粉丝在线上的数据创造、对偶像的形象维护和消费实践和线下的集体应援均可以被纳入到集体行动的范畴之内。此外，对于“黑粉”“anti粉”[31][32]群体有组织地进行对明星的恶搞、嘲讽的网络现象也有部分学者予以关注。不论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动员，成为情感群体的粉丝群体均具备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要素。
（3）文献述评
社科研究的情感转向已经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多个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和意义的更多发现。通过对情感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进路和当下以情感社会学为理论视角的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可以看出当前情感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情感社会学理论、情感社群、情感劳动、情感治理、情感消费等方面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互联网纵深发展，网络社会逐渐扁平化的当下，公众的情感表达、情感话语、网民情绪等都成为公共领域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当前情感社会学，特别是有关粉丝群体的情感劳动、情感能量以及情感互动的研究仍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期望通过对粉丝群体在追星过程中的情感能量的产生、强化和异化过程进行分析，以期对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进一步补充。
（二）理论视角
1、情感社会学中的“互动仪式”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从涂尔干和戈夫曼的理论中获得了借鉴，从仪式角度对情感互动提出了独特见解。柯林斯对仪式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予以关注，定义互动仪式是拥有共同关注点和共享情绪的参与者进行面对面的和谐交流的互动过程。柯林斯指出互动仪式的组成要素包括四个部分：（1）两个及以上的人面对面交流形成群体（2）对局外人设定界限（3）有共同关注的焦点（4）分享共同的情感并具有积累性强化的特征。同时互动仪式包括四个结果：（1）群体团结感的增强（2）个体情感能量的增强（3）社会关系符号的形成（4）群体道德标准的生成。作为互动仪式的重要产出结果。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核心概念。互动仪式能够将短期的情绪转化为长期情感，这种长期情感便是情感能量。在互动仪式中生成的 “集体兴奋” 即情感体验持续且稳定地输出，是互动仪式链中的关键，是连接 “仪式要素” 和 “仪式结果” 的中介。4 个 “仪式要素” 实际上为情感能量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即 “情感唤醒—情感凝聚—情感认同” 的驱动发展过程。互动仪式链理论聚焦情感体验、情感能量与群体团结的关系，并强调情感共振在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建构中的关键性效能。
2、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一词最早被霍赫希尔德提出，其将情感劳动的概念定义为员工进行自我情感管理，压抑消极情绪或伪装积极情绪，以形成互动对象可以观察到的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从而影响互动对象的情绪感受。而空姐、餐馆服务员等行业人士则最早地被列入了进行情感劳动地典型人物。在这种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当中，劳动者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并做出符合情景的情感表现，其目的是带给消费者愉悦的情感体验并实现成功的互动。詹金斯比较了情感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认为当今新的营销方式试图扩大消费者的情感、社会和智力投资，在建立消费者组成的品牌社群的同时，也建立起消费者和品牌的长期联系，在消费文化商品的同时生产迷恋的氛围等[33]。桑德沃斯认为，粉丝是“ 所有与文化文本及对象形成持续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消费者和用户” ，他们“ 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34]因此，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情感劳动正是双方感情维系的纽带，并持续促进其互动和生成不断的数字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不仅仅会生成大量的流量数据，并形成高度的情感能量、建构合作群体，并使劳动者的生命力和主体性不断生产和再生产。
3、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的“ 数字劳动”
2000年，意大利学者特拉诺瓦首次提出了“ 数字经济” 中的“ 数字劳工”的概念。 她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劳动问题不能仅仅用资本家剥削这样的逻辑来分析......网奴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一种劳工形式，他们更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关系”。并将这种劳动关系定义为“免费劳动”[35]。 奥地利学者福克斯则提出了产消商品的概念，认为互联网用户作为“产消者”，主要通过用户的创造性内容和用户的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劳动价值[36]。数字劳动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空间拓展之后的劳动新形式，在此过程中也避免不了劳动异化，而劳动异化的操纵者也逐渐从前现代时期的有形的工厂主转变为了无形的资本和大数据机制。消费者在此过程中，其在网络空间中的点击、赞赏、收藏等行为可能都会沦为数据运作链条中的一环。粉丝群体主动和被动的数字劳动，其导向只有维系和偶像的联系和增强自身对于粉籍的认受，因此有关其数字劳动的异化也值得讨论。
三、情感能量的生成
（一）情感仪式
1、日常仪式：“数据女工”的培养
在互联网活跃的粉丝群体中，依托线上社交平台传播进行的非物质性的数据制造和物质性的明星代言品、周边的购买是为偶像制造流量的两种主要形式。“数据量”的积累也成为了粉丝自证粉籍的最主要方式。
非物质性的数据制造是创造偶像网络曝光度、维持偶像网络声誉的最主要方式。其中，“控评”、“反黑”、“打榜”是三种最主要的集体性的数据制造形式， “控评”即粉丝在偶像的社交平台的动态下发表正向评论，控制评论风向的行为；反黑即通过集体刷正向评论、发正面微博和举报不利于偶像形象的博文和,8，维护偶像声誉；“打榜”包括了在国内与韩国的音乐平台、视频平台上为偶像的视听作品刷观看和收听次数，以及在各类人气榜单上以投票和转赞评的方式为喜欢的偶像增加曝光量。由于微博平台中用户需要累计“阳光信用”以在评论区获得更多权重，冲到评论区“前排”，因此“养号”累积“阳光信用”值也是粉丝的必修课。粉丝在低门槛的数据生产中自愿成为网络社区平台运营商、品牌方和明星经纪公司的免费劳动力。物质性的明星代言品和周边购买相对非物质性的数据制造则提升了门槛。由于需要实际的金钱消费，因此许多经济还未独立的未成年人则止于了非物质性的数据制造。此方面的“氪金”能力也被视为除了专辑等偶像主业作品购买之外，衡量偶像影响力的次要标准，如粉丝群体会对杂志“首切”即最先售罄的速度进行比拼，也会自发制作“大字报”对杂志购买进行主动宣传。
（小言）我曾经在seventeen的打投组皮下干过一段时间，当时是负责制作了一些投票教程，也会每天跟几个不同的皮下发微博催数据。干这些蛮累的，本质上其实就是“用爱发电”。但比如说我能在广州深圳平时路过的商场能看见他们的大广告牌和投屏，还是会感觉特别开心，也会抽时间去打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有一种“大家都来看看我家宝贝”的感觉。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粉丝自发进行的数据制造行为本质是一种目的一致的集体行动，其动员并非由散粉自驱进行，而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并依托社交平台中的意见领袖即粉丝后援会、数据站、反黑站等非官方粉丝组织划定与他者的界限，反复进行这种日常仪式，制造情感能量。韩国男团seventeen就有粉丝量高达5.7万的专属数据站GoingCarats。年末期间正值各类奖项评选仪式，其中获奖的重要标准便是在各类奖项的官方网站中完成对团体的人气投票。因此，数据站会发布投票教程，并每天整理名次、票数涨幅等信息，并搭配“努力”“加油”等积极导向的文案。在数据站等粉丝组织的积极动员下，粉丝将日常的数据劳作合理化，并呈现出积极态度，对号召做数据的博文进行转赞评传达给其他粉丝。在粉丝的逻辑中，追星的本质就是寻找快感，而“轮博”等群体劳动已经演化成为“追星的狂欢”。粉丝劳工群体依靠“为爱发电”，把数据劳动作为与偶像联结的情感纽带，互相感动， 互相鼓励，互相满足，并在这种单一的生产活动中逐渐建立起趋向同质化的认同，情感能量也就在循环往复的数据制造仪式当中被不断生产、传递和再生产。
2、特殊仪式：饭圈军备竞赛
对于韩国偶像而言，“中输”即中国消费者对偶像回归专辑的购买量是衡量偶像的人气、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最重要标准。同时，许多粉丝将“中输”视为向偶像所属的韩国经济公司“要价”的资本，认为中输越高，粉丝的购买力越强，则公司在平时给偶像的综艺、时尚等资源以及歌曲中的演唱或舞蹈表演部分就会更多。通常购买专辑会通过偶像的“大吧”即韩国偶像在中国的非官方粉丝组织与购买平台相协调设置购买链接，在哪个“大吧”下单就计入相应偶像的中输销量。因此，每当偶像回归时，粉丝便会使出浑身解数为其在各个社交平台的博文、博文评论区进行文字和图像广告的宣传，并将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数据和队友对比进行拉表。回归中输数据上的优越性也在粉丝之间的吵架争执当中成为了能够有力证明偶像人气优越性的资本。此外，通过购买专辑这一方式也能够获取和偶像进行线上签售的机会，因此在一次回归当中的“签售姐”通常也能够以强大的购买力获得其他粉丝的尊重。
（蔡头）以前就算是不太喜欢他们这一次回归的歌曲，我还是会为了他们的中输高一点去冲一冲销量，因为这也影响他们年末会不会得奖。好不容易奋斗八年终于红了，而且不少成员也快要入伍了，专辑销量高了也会让他们自己看到的时候更开心吧。
粉丝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爱豆，更是为了所在追星共同体的优越性而战斗，而群体的优越性最终也会导向对自身品味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回到对饭圈粉丝的情感研究中，无论是线上的打榜、转发等线上平台的数据流量表现还是对明星代言物、专辑等实体物品的消费数据，“数据”本身就成为了衡量粉丝“爱意”的积极和必要的情感向度。在日常仪式和特殊仪式的不断往复之下，情感能量在粉丝积极的“做数据”和“数据展示”当中不断生成和传递，形成一种饭圈文化模式，进而演变成一种对数据的崇拜和信仰。涂尔干将信仰的真正对象定义为一种神秘力量，信仰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性的根深蒂固的情感因素和强烈的情感投射。郝拓德指出：“‘信念（belief）’因素并不是因为它的经验正确性，而是经验和情感现象一起赋予其合理性的方式”[37]。当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符号标识，新的信仰模式也就形成。因此当下饭圈采用数据来衡量“粉籍”“爱意”的方式，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情感的确认。
（二）话语生成
1、故事化叙事：拉近情感距离
在饭圈仪式互动的交往当中，为保证情感能量的生成和传递，故事性叙事成为了意见领袖话语叙述的主流，以激发粉丝与偶像、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共情。作为活跃的意义寻求者，人们总是自我阐释，他们基于社会的和认知的过程，赋予自己的经历 （包括与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 以连贯性与意义。身份是根据自我认知程度与自我叙事上下文的交互作用激活的形象。因此，迷群个体本身不仅在深度参与饭圈仪式性互动当中通过文本、图像等信息建构对偶像的认知，也在粉圈意见领袖的故事性叙事当中理解自我。
“虐粉”便是饭圈文化当中故事性叙事的集中表现。一方面，偶像本人因境遇流露出的脆弱、辛苦等弱势的样子本就会激发粉丝对其的心疼情绪。此种叙事并不需对其的二次解构，众多偶像在其星途中都面临着资源稀少缺乏曝光、受伤、背债、被公司雪藏等等艰难的境遇。对粉丝而言，其难以体会距离自身遥远的偶像在舞台闪闪发光的幸福和快乐，但面临生活中逆境的悲伤痛苦则更容易自然地引发观者从自身经历出发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粉圈内部的意见传递会遵循自上而下的传播逻辑，资历更深、贡献更多、信息掌握更全面的粉丝意见领袖会运用文本、图像等形式进行对偶像弱势状态的二次解构，形成粉圈情绪的感染和渗透。其惯用的话语表达包括对偶像在练习生时期艰苦经历的渲染、对其发展前景的担忧、对其名誉和形象的悲观想象，并对其面临的艰难境遇进行夸大化处理。这种病毒式的情绪感染在当前的网络话语传播之中也逐渐被娱乐公司所利用，成为有策划的媒介事件。买黑热搜、黑营销号便是成为其常用手段。经由上述三种不同形式的故事化叙事，粉丝群体也容易形成一套固定的思考模式：
（KIKI）其实从刚入坑到变成毒唯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是没想过偏安一隅唯爱自担，但是我完全低估了这个公司和他们的粉丝是怎样吃人不吐骨头的怪物……你想当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可以呀，那你就得接受自己喜欢的人被贴上各种恶劣的标签。你可以不想搭理队友和队友粉，但队友粉根本不可能放过你和你担。如果一个粉群整体总是秉承所谓“不问世事，快乐追星”鸡汤理念，那么粉圈就会形成“别人欺负–我们忍让–影响自担形象和吸粉–别人再欺负”的恶性循环，整体氛围就会像逐渐被压缩的气囊，越被挤压，就越感窒息，最后的结局只会是瞬间爆炸后变成破布几条……那这星还有什么可追的？你担的名声快被队友粉嚯嚯完了，粉圈也快被嚯嚯完了。
情感关系的建立是情感能量形成的基础，虐粉的本质是让粉丝重新定位自己与偶像的心理距离，它调用各种意义符号比如图像、数字、剧情反差，建构起一种能够激发粉丝情感的叙事：优秀的偶像因为许多阻力不能展现自己而陷入艰难境地。这种共同情景经过媒介化表达，制造了全民共同在场的意义解读。在粉丝自身对偶像叙事进行一手解读或是通过意见领袖、营销号对偶像叙事的二次解读的过程中，个人也建立和强化了对偶像的共情，建立被虐-共情-反击的逻辑链条，拉近了其与偶像之间的互动层级，也更对其粉籍和追星共同体本身产生更强烈的身份认同。
2、黑话式社交：建构文化符号
粉丝在日常的互动仪式当中除了生产、再生产和传递情感之余，也创造出了一套特殊的话语和符号体系，以达成同类粉丝之间的认同和建构身份区隔。饭圈中存在有通用于各个不同圈子的一般话语和圈子内部的特殊话语。如利用拼音缩写表达的“yjjc”，即一骑绝尘；“zqsg”指真情实感；亦有通过汉语或英语谐音表达的“桃浦”，即top，组合中人气最高者；“李涛”指理性讨论；以及各圈子内部均会利用名字谐音、emoji符号、偶像的爱好、长相特征等作为偶像代称，如seventeen男团成员金珉奎就被粉丝爱称为“小土豆”。这些“饭圈黑话”是粉丝群体在日常交流时创造和使用的文化符号，不同的圈子显示出不同的文化符号特征， 也建构起圈子与圈子之间身份认同的筛选门槛。特殊的语言符号建构的话语系统形成了粉丝身份认同的识别标准，只有内群体成员能够利用共同的文化符号进行识别并进行顺利的情感交流，这不仅加强了粉丝对自身“粉籍”的认同，也强调了在追同一偶像的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团结感。对外群体成员而言，若无法对这一套话语体系解码，则无法参与其讨论，建构起对外群体的区隔。
这一特殊的话语体系也保证了圈子内部在公共领域进行交流的安全性。以缩写、谐音和emoji组成的“饭圈黑话”另一个目的导向便是规避社交平台的搜索机制。以微博为例，搜索偶像大名时的“微博实时”一栏为饭圈所共识的“微博广场”，而如上文“数据女工的培养”一节所示，“反黑”是粉丝的日常仪式交往中的重要内容，其主阵地便是微博广场。因此为避免引发网络骂战，各圈子通常采用内群体的话语体系进行交流，保证饭圈议题的非公开化讨论。这一目的导向的核心是避免冲突，其本质是在饭圈互相竞争和攻击思维下的产物。
四、情感能量的强化
（一）正面情感的狂欢
1、主体性增强：自我身份的扩展
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提出的“情感能量”这一概念并非瞬时性的情感波动，而是能够长期跨情景存在、传递的持久性情感能量。萨默·伊佛勒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她研究了情感动力机制的问题，并提出了“最大化情感能量的基本驱动力”的概念。她指出，“在下列条件下，人们体验将会体验到情感能量的增强：一是拥有权力和地位时，二是与他人建立团结时。除此之外，还需要体验到‘自我拓展’，即人们能够通过探究和发展新的关系、新的角色来拓展自我的意义[38]。因此，在深度参与追星的过程当中，粉丝若能在这种文化体验当中有权力和地位的提升，其情感能量便能够进一步激发，也能够使其主体性进一步提升。互联网的发展为粉丝的意见表达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资本将文化产品和偶像制造的权力一定程度上交给了消费者。而粉丝作为詹金斯笔下的“积极受众”并成为“产消者”积极参与到文化建构环节当中时，其情感创造便能自下而上地直接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资料。资本采用粉丝意见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不仅更贴合粉丝诉求，也在事实上提升了粉丝的自主权，并进一步强化粉丝的情感能量。如当前入驻bilibili平台的各大韩国偶像团体在回归期都会发视频号召粉丝对其音乐或表演视频进行二次创作，点击量、转赞评量高的视频会被官方“翻牌”进行展示，并吸取其中灵感进行未来有关偶像的视频创作当中。韩国女团triples则采用了粉丝付费打投未来回归的主打歌曲的方式进行运营。一般而言，歌曲制作和选择作为偶像运营的核心模块，并不会让观众或粉丝参与其中。投票权的获取使得观众成为身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回归成绩的成败似乎掌握在观众手中，这种赋权使其主体性和情感被高度唤醒。
另一方面，许多粉丝在深度参与追星的过程中，也获取了新的自我身份，使得其自我的意义得到扩展。斯特赖克对多重身份的意义进行了解读，从量的方面来说，个体从某个身份角度上与其他人的联系数量越多，便会对这种身份的承诺越高；从质的方面来说，个体与他人的联系越深刻，对这种身份的承诺也就越高。在现实中发展不顺、学业或事业受挫的粉丝可能是网络粉圈中的“站姐”“剪辑师”“大画家”，多重身份不仅会带来的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更会促进主体性的增长。追星也为粉丝群体提供了新的社交机会去和更多“同类”建立起联系，在其交往过程中也能不断确认自己的身份，加强了对自身和追星共同体的认同。
（北极）现实中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但是正是想要为了次叔叔（seventeen团体的昵称）做点贡献，所以我才愿意去做一些产出，比如说设计便利贴、钥匙扣、相框，还有包括自己做一些剪辑之类的东西。如果做这些东西能够让更多人发现他们是很美好的，那我就会很开心。现在我做的视频也有一些流量了，或许以后还能把这个经历写进简历里。
（小言）追seventeen还是让我蛮有收获的。一方面我自己学会了做一些小手工，另一方面也让我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大家平时除了讨论追星的内容，也会分享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扰，也会互相帮助抢票、买专辑之类的。很幸运能够遇到次叔叔和因为他们遇到的朋友们。
（二）负面情感的滋长
1、“辱追”：脱缰的情感表达
饭圈迷群内部是一个封闭的情感和信息空间，在追星共同体内部有着井然有序的粉圈生态，并通过明确的成文规定和不成文的惯例确保其正常运行。其核心便是对偶像的拥护和喜爱。然而“辱追”现象现今却成为了年轻一代追星的另一种常态。“辱追”即边辱骂边追星，可被视为追星过程当中因对偶像或所在粉圈负面情感的爆发而产生的背离粉圈既定规则的越轨行为。对偶像“辱追”的粉丝在仍然保有对其的情感联系的同时通常会使用侮辱性语言而非赞美性语言对爱豆进行评价。Seventeen男团在微博就存在专门进行“辱追”的博客，名为怒那站。其采用匿名投稿的方式，主要传达散粉对男团成员从外貌到人品的吐槽和辱骂。这些粉丝通常脱离了既有的粉丝组织，呈现“散粉”状态，原有的粉丝组织和辱追粉丝均会为对方打上“萌萌人”“辱骂粉”等负面标签。辱追粉丝的逻辑动机其一便是对粉圈“轮博”“打榜”等追星方式和追星氛围的否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偶像“塌房”，即其对爱豆职业守则或对社会道德、法律准则和规定背离的越轨行为，也容易使粉丝群体对整个偶像行业产生不信任感。从而，其易产生对原有粉圈的“背叛”，以散粉形式仍然对偶像行业进行关注的同时，对粉圈和偶像都进行情感宣泄。
（蔡头）辱追很快乐啊，毕竟其实他们很多男爱豆就是长得好看点的普男罢了，能把人设“演”好已经就不错了。我对他们的预期越低，他们就越不会让我失望。所以辱辱更健康，我骂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看不见，也不会对他们有什么伤害，还能让我看见他们塌房、变丑或者歌很难听的时候心情好一点。
辱追粉丝也不能与“黑粉”，即专门抹黑偶像的粉丝划上等号。本质上，他们仍然愿意保持和偶像的情感联系，但不具备充足的主动性，也不愿意通过粉圈中的日常仪式和突发仪式将其维持，使情感能量的传递和共同体的建构停止。个别的辱追行为不能够对成型的粉圈组织进行威胁，其原子化的散落状态也难以形成集体行动。但当前这一趋势的出现亦是粉丝群体中脱缰情感的具象化表现形式。
五、情感能量的异化
（一）偶像制造的去人格化和流水线化
自大众传媒和媒介技术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以来，明星与偶像才有了成名的可能，作为时代和技术的产物，明星体制与偶像工业一样，有着制度性的安排和计划，即把人作为核心商品进行包装、制作和市场销售，只是偶像工业比明星制度的诞生更晚。以韩国SM公司为代表的韩国造星产业和以杰尼斯、AKB系偶像为代表的日本造型产业从上世纪开始逐渐建立起偶像工业。不同于演员或歌手，偶像（或爱豆）在镜头前后都不能脱离表演的框架，展示自己的生活也是偶像工作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偶像本质上贩卖的就是一种情感体验，与之相应的就是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和隐私让渡。然而“后台”作为自然人存在的爱豆的性格、品质等等并不一定能满足“受观众喜爱”这一职业要求的需要，于是“人设”也就诞生。“人设”指的是人物设定，即公司对偶像的性格和形象预先进行设定，将自然人打造成一个富有卡利斯马的偶像。在这一过程中，人设决定着偶像的符号身份特征和文化消费者的情感选择，譬如“冰山”“老干部”“忙内（即一偶像团体中年纪最小者）”等标签都对应着特定的身份和受众从身份中产生的特定情感。因此，这也就使得批量制造具有相同或相似人设的偶像成为了可能。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资本会不断通过商业数据测验模型来生产偶像符号，并通过对偶像团体及个人人气和商业价值的衡量来进行新一轮偶像符号的生产和不断调整，直到达成自然人个体和被塑造的人设的高度一致。譬如韩国女团twice在出道初期打造了“元气风”的团体形象，在成员年龄逐渐增长、形象变化后，会选择“性感风”“大女人风”的歌曲和造型以达成团体风格的扭转。当“真实感”成为偶像魅力的一大表现方式时，众多在00年代对偶像自主权严格管控的公司也会松口，让偶像自主运营Instagram账号，并鼓励偶像进行自主的音乐及视频内容的创作。
对于作为自然人的偶像来说，处理自己的情感时则完全符合情感劳动中的“深层表演”。对于偶像本身来说，“人设”是一种前台的浅层扮演，一种对自我去真实人格后的外在表现，配合故事性的媒介叙事和媒介营销事件，以及市场测试和数据表现等商业标准进行快速地迭代和修改。偶像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也正像霍赫希尔德所研究的空姐行业一般，偶像的工作性质本身要求隐藏自身的真实情感表达，贩卖商品化的情感，以满足镜头前大众的情感期待。
（二）偶像与粉丝间脆弱的情感联系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曾提出了“准社会交往/准社会关系”的概念，指出媒介接受者与他们所消费的媒介人物(明星、公众人物或电视剧中的角色)之间会发展出的单方面的、想象性的人际交往关系。在现代性高度发达的当下，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以及寻找共同体归属是对抗确定性的身份危机的出口。粉丝对其和偶像的关系想象有多种类型，譬如女友粉、妈妈粉、女儿粉、事业粉等等不同类型，其自身就会通过对偶像人设的解构来树立偶像在其心中的符号意义，并建立想象中的亲密联系。“ 情感体制”是“ 一套规范的情感以及表达和灌输它们的正规仪式、实践和述情话语” ；它涉及一套情感，这套情感的养成和表达，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实践予以强化。在时空距离和社会距离都难以计量、偶像难以点对点对粉丝产生回应的情况下，粉丝只能够通过在追星共同体内的情感劳动与偶像建立具有实在意义的联系。在循环往复的日常仪式和突发仪式当中，只有成为“轮博女工”“氪金粉”才能够通过物质化、成文化的方式记录感情，才能够被追星共同体当中的其他个体承认，并加强自身粉籍的认定。由此，互联网粉圈当中的资本剥削更加隐形化，粉丝与偶像的情感联系其实是围绕商品的消费和明星的营销产生的，其背后是娱乐公司及其代理人对粉丝情感劳动的利用和剥削。
六、结语
追星在当代年轻一代人的眼中并不完全作为爱好，也并非不追星人眼中的“脑残”狂热而无意识。在其将追星这件事融入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过程中，追星不仅是其情感的投射，也是对亲密关系的寻求和自我身份意义的拓展行为。从微观层面看，粉丝群体的日常仪式和话语实践使其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群体的情感能量，并通过数据崇拜和“黑话”符号体系建构了追星共同体和内外群体的区隔，在这一过程当中正面的情感强化赋予粉丝群体更多身份和相应的权力，亦使粉丝自身的主体性加强，负面的情感强化即“辱追”则是趋向于瓦解已有的粉丝共同体的一股新生的力量。宏观层面看，以偶像作为文化符号的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则重构了我们的生活，偶像和粉丝都无可避免地被异化为情感商品。情感在资本运作的逻辑下，偶像制造流水线化和工业化，而粉丝迷群面临着成为数字劳工的剥削。追星文化作为年轻一代情感宣泄的出口，粉丝的情感表达是当下社会心态的反映，也是社会精神的其中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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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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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
您的性别、年龄、学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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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知 |
1、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追星的？ 2、您认为追星是你生活中不能割舍的一部分吗？ 3、您的家人朋友怎么看待您追星？ 4、您认为追星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吗？ 5、您认为您身处于饭圈当中吗？若是，您认为它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具体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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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感 |
1、追星主要给您带来了什么情感上的收获或创伤？ 2、在不同的情绪下，追星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3、有想过放弃追星的时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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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为 |
1、您对您喜欢的偶像消费过吗？如果有，具体是什么类型，花过多少钱？ 2、您为喜欢的偶像做过数据吗？如果有，具体是什么？ 3、您参与过您喜欢的偶像的线下活动吗？体验如何？ 4、您平时会使用缩写等饭圈用语吗？是否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
蔡雨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