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劳动应对原子化挑战何以可能：基于网络空间的互动分析
摘要：当今社会出现原子化趋势，个体和社会之间联系松散、缺乏归属感和情感支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化情感劳动的消费市场日益广阔。个体在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情感劳动消费、和情感劳动者以及同一互联网平台的他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获得了即时性的情感体验，这一情感体验或能填补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情感生活的缺失。通过网络空间获得情感满足或者能增强个体与他者、社会的之间的联系，弥合个体与社会的距离。但这种形式的情感满足是虚拟的，不能完全代替现实中的情感支持。
关键词：原子化；数字化情感劳动；网络空间；社会互动；社会团结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原本的旧单位制度解体，人才开始流动，社会原子化随之出现；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带来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对我国个人和国家、社会的关系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同时，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原子化，当代大量青年人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社会组织中所能够获得的日常支持和情感交流逐渐变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处于一种松散的联系状态。
社会出现原子化现象的后果是个体从社会当中所获得的情感支持变少。从个体层面来说，缺乏归属感和情感支持，容易造成空虚和无意义感。而原子化意味着个人和国家、社会之间缺少联系的中介、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归属感减弱，原子化归根结底是对社会的游离，游离的边缘群体扩大可能会导致社会失范，最终造成大量越轨行为的发生，危及社会稳定发展。
情感劳动是一种涉及情感付出的劳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情感劳动是劳动者通过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使顾客获得良好的感受，并能达到满足其情感需求的效果。[1]因此，情感劳动或能通过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通过该路径，情感劳动中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或许能够实现良性的情感交流，使得缺乏归属感和意义感的游离群体感受到与他者和社会的联结，弥补其社会情感空缺，弥合松散的社会距离。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当前关于情感劳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核心概念的区分、情感劳动的类型等方面，对其影响的研究也多采取批判性的视角，对情感劳动所产生的后果大多持负面、悲观的态度，忽视了其积极影响。本文着重分析情感劳动可能会带来的积极效应，弥补这一理论视角空缺。
2.实践意义
通过分析情感劳动的积极影响，扭转社会群体对于情感劳动的看法，给单位组织、劳动者和消费者以启发，为更好地改进服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情感劳动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最早提出了情感劳动的概念。她于1979年在针对空姐劳动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该概念，并在1983年出版的《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中进一步完善。霍克希尔德认为空姐等服务人员出于行业性质需要与消费者进行交流，在工作的过程中对自身情绪与情感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服务提供者在组织的要求与限制下压抑或伪装本能的情感，表现出符合组织要求的情绪行为、使乘客获得良好的行为感受，以便获得更多工作报酬。[2]
最开始的情感劳动研究是对空姐职业的研究，后来情感劳动出现在公共服务领域，并非只局限于面对面交流。情感劳动的概念范畴和现实运用场景都扩大了。
根据不同的职业需求以及情感劳动的运用，研究者对情感劳动进行了分类。汉弗莱等人将情感劳动按照各自职业需要表达的情感类型，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客户服务工作、关怀职业和社会控制。帕金森根据规则来划分不同的情感类型，以“限制性惯例”和“扩展性惯例”两个概念来表达对于劳动者情绪表达的规定，即规定是否应该表达出某种情感。斯坦伯格和菲加特认为情感劳动按照行为指向可区分成理解他人情感、管理他人情感、管理自身情感三种；彼得森则认为是处理自身情感或他人情感两种类型。[3]
国外部分学者对情感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情感过程进行了分析。Ana Hofman对南斯拉夫kafana地区的女性音乐工作者进行了研究，分析她们如何在工作过程中调整自己的情感状态以达到取悦顾客的目的。[4]Penn Tsz Ting则以上海美容美发行业的女性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并提出情感劳动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而是以一种或压迫性或促进性的方式改变着员工的身体和思想”，这种情感劳动导致的变化对员工和客户来说都是有益的，是双向互惠的。[5]David Farrugia, Steven Threadgold & Julia Coffey 探讨了在大都市酒吧工作的年轻人的情感劳动实践。研究指出，在酒吧工作的过程中，工作者的关键任务是通过年轻员工和顾客共同联系、相互分享而产出愉悦的气氛。酒吧中工作也含有情感劳动，而这一情感劳动主要是吸纳年轻人的性别意识和消费品味，通过调动个性化的模式、给顾客提供别样的感受和体验。同时情感劳动还涉及创造“情感”，让顾客和员工共享酒吧里特殊的“情感氛围”，实现情感传递和情感共鸣。[6]
国内研究者则聚焦于我国消费劳动的转向，对其转变趋势进行了分析。王宁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消费者的权威促成了服务者的情感劳动。这意味着劳动者在创造资本价值的同时也形成了职业化情感。[7]王鹏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不仅是物质化的商品，还要求从服务中得到愉悦和满足。这一变化推动了情感劳动市场的形成，情感变成了一种商品，可供购买和消费。同时，社会组织还会制定一套有关情感体验与表达的标准来对工作者进行培训和管理。学者认为，工作者的情感被用于商业目的，因而它不再是个体真实性情感的表露，而是经过组织化定制后的、可用于交易对商品。在这一情境中，情感整饰不再是单纯私人的行为，而成为了获取价值的工具，情感被异化，并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身份混淆危机。林颖和吴鼎铭认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将更多的社会大众吸纳进互联网所建构的数字资本空间里，他们共同接受着商业意识形态的召唤，被迫成为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情感劳动者”。因此，他们认为，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网民情感被商品化与劳动化的过程。[8]
学术界也不乏对于情感劳动所带来的影响的研究。霍克希尔德认为，过度的情感劳动会导致劳动者的情感倦怠和自我疏离。而张杨波则认为，情感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会构建出相应的新身份并产生积极认同，例如保育员对保育员母亲身份的认同；而有的情感劳动者会通过深层表演和构建专家身份来挑战社会性边界进而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9]
（二）原子化
所谓原子化，主要是指社会转型时期人类社会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即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的互动状态。原子化的表现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各种共同体中被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人际关系疏离；二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初级社会组织被破坏，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松散；三是社会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人工具性地看待社会。原子化实际上就是个体化，二者之间联系密切。[10]
回顾关于个体化可以发现，社会学传统中对于个体化的研究由来已久。涂尔干在分析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时指出，在工业社会中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的机械团结将逐渐削弱，而以业缘为基础的有机团结则逐步加强。在该过程中，家庭所具备的功能日益衰退，个人和组织、国家之间变得疏远。[11]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个体化。所谓个体化指的是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目的都要挣脱束缚其到共同体才可发展。[12]应用社会学家鲍曼将转型时期所呈现的个体化的社会结构成为“个体化社会”。
社会学家田毅鹏基于本土化语境提出中国社会原子化的概念。田毅鹏认为，社会原子化可以划分为极权原子化和个体原子化。极权原子化是在中国特殊社会背景下所出现的政治产物，而后者则和具体意义上的个体化概念更为相近。他指出社会原子化的实质在于社会联结组织的缺失，表现在公共性的孱弱、以及个人 直面组织化的权利与社会风险等。他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原子化危机。[13]
师艳荣总结了原子化的原因：“传统的家庭和单位的依赖关系解体，新的组织关系尚未建立；二是随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推进，个人主义膨胀；三是社会差距的扩大，底层人民难以上升，被迫与社会无缘。”[14]
就我国情况而言，王艳玲和刘可认为，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使旧有的社群单元不断被打破，加速了个体的流动，传统社会中牢固的人际纽带也随之变得愈发松散和短暂，“日抛型关系”逐渐成为人际关系的常态。[15]
三、理论视角
柯林斯认为，个体在互动仪式中能够通过互动建立起强烈团结感。他指出，“亲身在场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能够发出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从而达到主体间性状态。”
情感劳动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该活动涉及情感要素；在该过程中，互动双方所释放出的情感信号对互动形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通过情感劳动，双方或能建立起团结感，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结，增强游离于群体和社会之外的个体的归属感，从而在日益原子化的当今社会重建起某种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增进社会团结。
因此，本文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为切入视角，分析情感劳动的过程中双方的互动机制以及所产生的情感效应。
四、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发生在网络空间的情感劳动——即数字化情感劳动为主要分析对象，探究这个模式下的生产者如何创作劳动产品、使用何种方式对自身的情感进行管理和表达，论述在该过程中劳动者与消费群体发生怎样的互动以及可能对其产生何种影响。
原子化时代个体和社会的联系疏远，个体的游离会产生诸如社会失范等一系列后果。现代社会的数字化情感劳动是否能够对扭转这一局面做出一定贡献、弥合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裂缝，这是本文要着重进行讨论的。
五、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涉及的具体研究方法为二次分析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
首先本文搜寻其他研究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数据，在分析其数据和文本的基础进行总结和概括，提取对本研究有用的信息。
其次，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文本进行深入阅读，收集和掌握当前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借鉴其他学者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式对本文的研究问题展开论述。
因本文所使用的是二次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所以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在对其他研究者的数据和资料进行二次分析、加工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六、研究分析
（一）原子化时代关系断裂和情感需求冲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单位制度的解体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加之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涌入，社会原子化开始出现。传统社会中牢固的人际关系变得松散，大量年轻人成为“空巢青年”，难以从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等获取日常支持和情感交流。
这是“加速社会”所造成的困境。罗萨指出，日益强化的增长逻辑导致科技进步、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的持续加速，这标志着加速社会的形成。在加速社会中，人们不仅被要求最大程度地发展个人能力和丰富个体经验，同时也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快节奏的现实生活，陷入时间危机和庞大的压力之中。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内心充满孤独、寂寞、迷茫和无助等消极情绪，生活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感与日俱增，人生体验变得愈发碎片化。个体被嵌入社会加速的现代化巨轮中时，人际关系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具流动性，在此背景下，人们发现“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这就导致传统意义上亲密关系的式微: 每个现代人的内心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人们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在互动中建构自我认同; 但是不确定性使他们对长久和稳定的传统亲密关系产生恐惧感。[16]
加速社会所形成的个体困境以及原子化现象的蔓延并不意味着个体情感需求的消失。按照罗萨的说法，“个体仍然渴望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在互动中构建自我认同”，只是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高速流动性使得人际关系变得愈发不确定。面对需要投入较高成本又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关系，个体愈发抗拒。也就形成了上面所论述的原子化后果。
而原子化会使得个体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减弱，游离在社会群体之外，这种游离会让其缺乏归属感，进而可能产生无意义感，甚至引发失范行为。
在这一背景下，依托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数字化情感劳动应运而生。
所谓数字化情感劳动，本文这里将其定义为利用互联网通信技术、在互联网平台所进行的，通过给予情感体验、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而获取收益的劳动形式。区别于传统的情感劳动，数字化情感劳动更强调劳动者自发的情感管理和表达，并且是跨越时空的“脱域”型交易行为。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恋人、网络直播等发生于网络空间的情感劳动类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消费者支付一定的资金便能够获取即时、多样的情感体验，避免了高成本的投入和长时间的经营和维系，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可以说，数字化情感劳动的出现极大缓解了个体的原子化和情感渴望之间的矛盾。
（二）情感劳动形式转变
我国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攀升。在互联网日益发展、我国网民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网络化与数字化社交媒体的深入发展促进了诸如陪聊社交和网络直播等线上服务的发展。
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催生了网络主播、线上教师、游戏陪练师、虚拟恋人等基于线上情感劳动的新就业形态和新服务行业，使得情感劳动的实践、概念和内涵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首先是情感劳动应用场景的扩大。情感劳动的场景从线下扩展到线上，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使得劳动者和消费者脱离时空和地域限制，“脱域”的互动取代了“在场”的面对面交易。其次，相比于以往在组织机构规训下培养出来的僵硬的、强制性的情感管理和表达，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情感劳动更多的是劳动者自发的行为。劳动者意识到其消费者情感需求的差异，通过自我控制和管理表达出各式各样的情感，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情感需求。最后，和线下有明确的工作时间划分不同，线上情感劳动往往还在规定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发生、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边界模糊化，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也被纳入劳动过程中。
（三）数字化情感劳动中的情感交互
数字化情感劳动形式多样，本文主要聚焦于我国本土消费市场较为广阔的虚拟恋人和网络直播两种形式，通过分析这两种类型中情感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情感交互模式和所产生的情感效益，试图理清情感劳动应对现代化原子化挑战的路径及其可能性。并对外国视频平台Youtube的互动模式进行分析，通过案例对比，探讨不同社交平台互动模式的差异，弥补理论假设的不足。
1.虚拟恋人
“虚拟恋人”是指依托于互联网社交平台所提供的有偿情感体验类服务。服务者通过社交软件和客户进行互动建立情感关系，出售自身情感以达到让客户获得虚拟的恋爱体验的效果。其情感劳动过程的核心内容是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与消费者的亲密关系。[17]他们在服务过程中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整饬外显情绪，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
虚拟恋人的网络情感实践往往是长期和持续的。资料显示，虚拟恋人的运营模式是：消费者通过下单获取和虚拟恋人互动的机会，虚拟恋人根据消费额度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服务。而完成一个订单后，虚拟恋人通常不会马上从情感服务中抽身、结束与消费者的互动，而是继续与消费者保持联系，直到消费者再次续单。“在服务初期，无论是聊得很熟还是很陌生的客户，虚拟恋人会在服务结束后给客户发送早晚安问候、节日祝福、生日祝福等，若客户不回应，则意味着没有续单的可能，他们便会停止发送这些问候信息。相较于新客户，虚拟恋人会在老客户身上投入更长期、更多的情感和精力来建立更为稳固的关系，而与其分享日常、将其视作‘自己人’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18]虚拟恋人主动采取互动可以让消费者感受感觉到“被在意”，从而产生亲切和依赖感。在虚拟恋人长期的关心和陪伴下，每天和虚拟恋人聊天、分享日常可能会成为消费者的一种生活习惯，其情感也在虚拟恋人长期的陪伴下逐渐发生变化，产生亲密感。
虚拟恋人所营造出的“亲密感”并非是真实的，而是具有虚拟的性质。一方面，这种亲密的关系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而非真实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这种“亲密关系”消费即发生、订单结束则消失，有时效性，并非建立在长时间的经营和维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稳定情感。
但不可否认的是，虚拟恋人所提供的情感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雪莉·特克尔指出，现代人时常感到孤独和焦虑，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恰恰为人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19]通过“下单”消费，消费者和虚拟恋人瞬间建立起亲密的情感关系，获得即时的亲密关系情感体验，而不用耗费大量成本进行日常情感的付出和维系，能够有效地帮助消费者驱逐孤独、缓解焦虑和满足内在的情感需求。虚拟恋人的所提供的情感劳动不仅能够缓解当代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压力，同时在网络空间中所建构出来的亲密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
2.网络直播
不同于虚拟恋人“一对一”的互动模式，网络直播通常是“一对多”，即一个主播利用直播平台和多个观众进行即时互动的形式。直播技术将现实生活场景以数字图像的形式实时呈现给观众，主播通过场景呈现，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实现了“虚拟在场”。而在该过程中，主播会有意识地迎合观众的情感想象和陪伴需求，通过塑造“美丽”的符号化身体、打造“多元化”人设等不同方式调动他们的情感，进而获得更多的流量和物质回报。[20]
网络直播的运行逻辑在于，主播通过迎合、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获得观众的喜爱、进而将观众转化为粉丝，粉丝的数量多少决定了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的曝光量和收益的可能性，这又会影响主播接到商业推广的级别和概率，直接影响主播的收入水平。而在互动过程中，主播尽力满足观众的需要，通过满足其需求，达到让观众“打赏”和“送礼物”，也能获得一部分收益。总之，网络直播一方面是依靠观众的直接“消费”，另一方面是将观众转化为商业投资的基础。因此，对于网络直播的主体——主播来说，观众至关重要。
这也就决定了在进行网络直播的过程中，主播会通过管理自己的情绪、以观众喜爱的形式进行情感表达，满足观众的需求。在观看主播的直播时，观众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与释放。他们一同聚集在直播间内，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这种互动能够有效地实现观众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情感传播与交流、情感慰藉与宣泄、情感陪伴与寄托”，甚至是形成“可感触的关系”。[21]
同时，网络主播还需要维持和粉丝群体之间的关系。维护粉丝是指主播跟直播间的观众做一些直播间外的联系，以维持双方的频繁来往，让主播与部分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层化，也更加私人化，以此达到让这些粉丝持续稳定在直播间消费的目的。[22]观众在网络互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情感的归属感，能够体会到和网络主播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陪伴感、快乐感和满足感。
3.YouTube平台
YouTube可以说是全球最有影响的视频网站之一。它于2005年在美国创立，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用户可以随时观看、上传或分享视频，也可以关注、收藏、评价视频等。YouTube所囊括的内容包括个人制作的视频、电影等。严格来说，它不属于情感劳动的范畴，但是Youtube的运行逻辑也是创作者通过视频创作给其他用户提供知识、信息以及情绪价值，依靠观众用户的点赞、收藏等增加自身的曝光，从而获得更多浏览量，以增加收益。在该过程中，创作者所提供的是情感体验，观众用户则使用收藏、评价等虚拟的“消费”方式进行“支付”， 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能够使得双方获得满足。
不同于上述两种即时性的情感交互形式，YouTube平台的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具有延迟性。但是它具有群体认同和虚拟社交的功能。当今社会，更多的人根据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自致性因素来选择群体，趣缘群体在个体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YouTube提供了寻找“同类”的平台，使人们可以寻找与自己兴趣爱好相同的人，建立起“趣缘”群体认同，能够满足个体的归属感需要。
除此之外，YouTube作为具有互动功能的视频平台还具备虚拟社交的功能。人们借助YouTube可以实现社会交往，视频的形式还可以增强了人际交往的真实性和实时现场感。创作者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交流满足了双方的社交需求，这种情景下的交流能起到满足受众群体的社交需求的作用。
七、总结与反思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化机制的深入发展，个体和个体、个体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日趋松散，出现了原子化的状态。原子化意味着个体处在游离的状态，缺乏归属感和道德约束感的群体一旦扩大，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个体感觉到空虚和无意义感，另一方面原子化群体的大量聚集可能会引发失范行为。对个人和社会而言，原子化所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社交平台日益发展起来。虚拟恋人和网络直播等各种形式的情感劳动的涌现，给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情感联系的个人提供了情感寄托的空间。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数字化情感劳动并非定位在某一时空情境中的重复性日常生活，而是为个体提供了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情感表达空间。数字化的情感劳动形式为原子化社会中孤独的个体提供了人际交流的渠道和平台，使其情感得以通过更广阔的方式输出和表达，并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和他者与社会得到连接。通过互联网平台，个体可以根据其特定需求来接触媒介，并进行相应的活动，最终能够达到满足精神世界的需求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时代数字化情感劳动的发展能够弥补原子化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情感联系的空缺，加强其与他者、社会之间的联系，对于当今社会普遍的原子化挑战而言是一种有力的应对。
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数字化情感劳动是通过在互联网空间中的互动来实现对于消费者的情感满足，它终究是虚拟的，无法完全替代个体在现实中的情感需求。因此，要想真正解决普遍存在的原子化难题，还得从现实出发，立足于现实生活寻求解决路径。
数字化情感劳动虽然能提供一种暂时的、虚拟的情感满足，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数字化的劳动场景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对社会发展有害的行为，需要我们加强防范和惩治。我们应该放大数字化情感劳动的积极效用，同时也要规避其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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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