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隔离——癌症患者的“非正常身体”呈现
[摘要] 罹患癌症意味着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系统的重建，既是时间上的，更是空间上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刺激反应、心理失调和身体的残缺，呈现“非正常身体”，这种状况会影响患者参与原来的社会生活。笔者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从身体社会学视角出发，描述癌症患者的亲身经历，分析患者的“非正常身体呈现”与外界的“区别对待”对患者的原来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希望人们摘下“有色眼镜”和对癌症患者的偏见，予患者的余生多一点色彩和温暖。
[关键词] 癌症；身体社会学；非正常身体
一、 导论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1）个人经历
笔者在大学二年级期间由于个人原因休学，在医院断断续续待了长达一年半之久。在笔者所在市的中心医院，见证了许多叔叔阿姨以及爷爷奶奶的抗癌过程。笔者经常性地与他们交谈，对他们的经历有深刻的体会，他们的无奈，心酸，崩溃以及到最后的绝望，给笔者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癌症”这个标签一旦在个体身上打上烙印，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将会面临巨大的摧残，这种伤害不仅是心理上，更是身体上的。“癌症”将患者从正常身体中驱逐出去，从而呈现“非正常身体”，这导致了患者从原有社会生活中的撤离，加剧了患者与正常社会之间的距离。
（2）研究意义
笔者试图还原“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发现癌症患者的“非正常身体呈现”对参与原来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借此希望公众对癌症患者摘下“有色眼镜”，让癌症患者参与社会生活，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二）研究方法
（1）参与观察
由于家庭和个人原因，笔者长达一年半之久待在医院，获得了接触癌症患者的机会，目睹了生命的逝去和癌症患者内心的无力以及身体的疼痛，常常听邻床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讲述有关于他们的一生，听的越多，内心越沉重。笔者目睹了他们对于生命的渴望和疼痛的忍受，却无法为其消解苦痛，仅以文字重述鲜活的生命故事。
（2）局限性
一是在参与过程中，存在着个人价值观和情感的所带来的偏差，无法保证完全客观；二是考虑到个体“印象管理”的需要，存在不愿意透漏自己的消极一面而给出非真实的体验叙述，这对于资料的真实性存在影响。
（三）研究对象
笔者选用了陕西省某中心医院的癌症患者作为案例对象，本文的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多为中年人（65岁以下），高龄老人较少。由于篇幅有限，笔者着重叙述有代表性的个案，因为癌症属于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不同年龄、性别的个体存在不同的影响，他们对于身体的感知和认识也存在差异。本文意在说明在癌症治疗过程中身体的“残缺”对于参与原来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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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 |
类型 |
“非正常身体”呈现 |
照料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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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A（45岁） |
肺癌 |
奇怪斑点，脱发，呕吐 |
女儿照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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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晓（24岁小姐姐） |
骨癌 |
腿疼，少许脱发，失眠 |
无人照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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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发时髦阿姨（52岁） |
胃癌 |
癌痛、反胃，脱发 |
儿子照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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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叔叔（58岁） |
肺癌 |
癌痛，呕吐，脱发 |
儿媳照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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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B（49） |
乳腺癌 |
乳房缺失、呕吐、脱发 |
爱人照顾 |
（四）研究脉络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叙述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即从身体社会学视角出发叙述癌症患者的“非正常身体呈现”，并查阅了当前针对癌症患者的文献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关于癌症患者的真实案例描述；第四部分对案例进行分析解读，发现“非正常身体呈现”对原来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五部分是对本文的总结以及个人思考。
二、研究视角和文献综述
（一）研究视角——身体社会学
身体社会学关注活生生的身体，它不仅强调身体本身，更强调身体的真实感知和体验。其中，福柯认为身体受到政治、权力、话语、纪律的规训，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的各种权力机器对身体的压制和控制[1]。癌症患者的身体感知在大量药物的侵蚀后变得不那么敏感，医学器械的普遍使用掩盖了病人身体的敏感度。医院作为一个系统，通过规定，纪律，话语，知识等微观权力技术对病人进行悄无声息的规训，病人被束缚在病床上。布迪厄关注实践中的身体，认为身体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惯习和场域共同作用的对象，场域和惯习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2]。癌症患者的身体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个体对身体的感知表达受到社会场域和医学场域以及个体所生活其中的价值观念（惯习）的共同影响。身体社会学既关注“活生生的身体”，也关注身体的社会互动和相互作用，癌症的确诊不仅塑造着个体的心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身体不适应。身体受到来自惯习的塑造，和医疗系统的规训，社会上对于“残缺的身体”的反应让癌症患者对社会参与望而却步，进而牢牢将自己禁锢在医学系统当中。
（二）文献综述
笔者查阅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对癌症患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医学、心理学领域，社会学领域对癌症患者的研究热度在最近十年开始上升，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服务。
（1）医学领域
医学领域关于癌症患者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着重分析癌症治疗临床应用效果以及癌症患者预后复发情况[3]；其二是针对癌痛治疗的相关研究，包括对各种癌痛药物的实验研究分析[4]；其三是对癌症放化疗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以及身体上的不适应症进行的相关研究[5]。研究表明，癌症病人很少出现单一症状，往往是以多种症状一起出现[6]。癌症本身及其治疗副作用会给病人带来诸如疼痛、疲乏、恶心、抑郁等一系列症状,若这些症状未得到充分干预,将会进一步影响病人的身体功能、生存质量乃至预后[7]。
（2）心理学领域
心理学领域对癌症患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癌症患者的心理干预，另一部分则是对癌症患者的心理调节、满意度等相关的心理测评以及实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呈现出癌症患者所面临的心理问题（抑郁、自杀，恐惧等负面情绪）。已有研究表明，化疗手段的不良反应给患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痛苦，易出现心理失调，可能发展为失志[8]。积极心理学采用心理干预的方式使患者回归到身体本身，帮助患者释放压力[9]。心理学对癌症患者的研究对调节情绪，激发积极感受有重大意义，但是对于晚期患者、备受癌痛折磨的患者的效果有待考量。
（3）社会学领域
当前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大多是社会工作者通过小组介入的方法帮助癌症患者寻找经济和社会支持，缓解癌症患者的生理痛苦和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10]。其次，以临终关怀服务介入晚期癌症患者的质性研究通过与患者及其家人交流，发现其真正需求开展临终关怀的个案服务[11]。另外，当前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身体的“不完整呈现”对患者的正常生活以及心理健康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该类研究旨在探索出理性情绪疗法以恢复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12]。
（三）文献述评
笔者认为，医学领域对癌症患者的研究对于患者的治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癌症的治疗康复和疼痛的处理等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对癌症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存在着“过度治疗”，这种“过度治疗”对患者的身心带来极大的创伤。在技术发达的今天，医学器械替代了身体的感知，患者对身体的直观感受被放在各种报告单和医生的经验判断之后，医生缺乏对患者“身体自然感知”的关注。在患病过程中，身体是心理和外界的一个中介，疼痛属于心理层面，关注身体本身则是对患者真实感受的关怀。
心理学对癌症患者的研究旨在减轻患者心理痛苦，实际上青中年患者的心理问题远高于年老者（也可能存在幸存者谬误，有许多高龄患者并没有去医院治疗，缺少这部分的数据信息），这是因为青中年群体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一纸癌症诊断书则意味着工作和家庭秩序的重整，从顶梁柱变为“废柴”的落差感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创伤[13]。特别地，对于男性患者来说，社会文化对其角色塑造让其心理负担更加沉重。
社会学领域对癌症患者的研究旨在发现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所遭遇的痛苦，并试图探索社会工作的介入服务方式减轻患者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而对于患者“身体社会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癌痛患者以及乳腺癌患者案例分析，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视野将其囊括起来从身体社会学视角考察。
总之，罹患癌症影响着大多数的生活，癌症并非只是个体问题，它牵涉到整个家庭，癌症的治疗所产生的高额的费用，使得因病致困的家庭不在少数。并且由于癌症病人所出现的各种身体不适和心理障碍以及外界的异样眼光对患者的原来的社会生活产生困扰，癌症患者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三、“非正常身体”的案例呈现
（一）无形的屏障
（1）正常社会生活对“非正常身体”的隔离
阿姨A（好友的母亲）身患肺癌，在广东最好的医院进行手术，一个月后便复发了。与医生进行交谈后，医生建议继续化疗，好友母亲考虑到未来大把的医药费，预期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工作岗位。由于医疗报销的比例存在着区域划分的差异，并非广东本省的医疗报销比例并不高，面对巨大的医疗支出，一般家庭支撑不了多久（需要说明的是，好友是单亲家庭，母亲一人将其养大，家中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于是决定回到老家陕西某中心医院进行治疗。而我们也正是在这栋楼的肿瘤科认识的，初见时，好友的妈妈温婉贤惠，清丽非常，丝毫不见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什么痕迹。第二次化疗我们相见时，我整个人震惊了，阿姨A身上莫名出现了许多斑点，脸上失去了往日的光泽，阿姨的头发也几近脱落。阿姨在医院与我们讲，她们母女二人来医院时没打上车，阿姨说大概是怕我有什么传染病吧，身上起了这些个斑点，长得这样奇怪，谁能不害怕呢？阿姨本想解释，结果司机关上车窗一溜烟把车开走了。最后还是阿姨的弟弟开车送来的，本来不想给家人添麻烦的，“最后还是自己人不嫌弃自己人哪”。
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由于药物刺激而出现的各种症状，使身体呈现出“非正常状态”，不仅仅是患者自身无法接受，外界的区别对待也给患者带来沉重打击，内心的无奈和外界的偏见将她们隔离在正常社会之外。
（2）双重打击——感情的脆弱与经济重压
一天，住在靠窗的那位爷爷化疗结束出院了，紧接着便住进了一位女孩（暂且这位姐姐为晓晓）。笔者对这位姐姐十分好奇，因为她始终是一个人，而且如此年轻，癌症已经步入不分年龄的发展阶段了吗？难道她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吗？这么重大的事自己解决吗？我不禁为她感到忧伤，又有几分钦佩。在为期两周的化疗期间，笔者的疑惑一一得到了解答。晓晓方才24岁，高中上完就出来工作了，去年过年刚订婚，准备今年结婚的。一纸诊断书断送了她未来所有的想象，她患上了骨髓癌，右腿做了手术，她知道家里条件有限，自己的父母还要为弟弟攒结婚买房子的钱，就没把这事告诉自己的父母。那位未婚夫呢？自打晓晓告诉其未婚夫后，未婚夫起初是惊讶后来是沉默，再后来告诉晓晓，订婚时给的十万块钱（据晓晓说，这十万早就给了父母）就当是给晓晓看病了，最后就再也不联系了。这是我后来才得知，在此之前，笔者在医院也从未见过晓晓的未婚夫来看过晓晓，晓晓自己看病，照顾自己，用自己仅剩不多的存款与命运下了赌注，晓晓也不知道会不会好，但总不能放弃。
一场病的确看清了一个人，但这个代价未免过于沉重。原本经受癌症折磨的她们，最终却得不到支持和理解，反倒成了被旁人放弃的那一个。癌症治疗的巨大医疗费用以及心理压力一齐重重地压在她们身上，那些场域外的人更多是冷眼旁观和尽量避免接触。种种行动阻碍着癌症患者参与到原来社会生活，好似患上癌症就意味着丧失了正常生活的权利，婚姻亦是如此。
（二）“癌痛”的叙述表达
（1）女性关于疼痛的表达
在笔者脑海里印象很深的一位红头发时髦阿姨，引领着妈妈范的潮流。
一天晚上，笔者在睡梦中被阵阵哀号惊醒，起来发现痛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平日里阳光时尚的那位红头发阿姨。我见过很多人疼哭，但这位阿姨却疼的直接在地上打滚，阿姨身边没有一个护士，只有他的一位儿子，儿子说：“妈，你能不哭了吗”？楼道住这么些人呢！阿姨说：“儿啊，我疼啊”。尽管阿姨疼痛难忍，也别无他法，整个楼层充斥着阿姨痛苦的呻吟。假以时日，笔者和阿姨聊天，就和阿姨谈起疼痛的事，阿姨得的是胃癌，做过手术，胃都切了一部分了，吃饭也不敢多吃，一旦化疗就没胃口还老是反胃呕吐。阿姨老说：“吃不吃都行，要不是为了吃药，饭不吃也行，挨一天是一天了，现在癌细胞转移到肝子上了”。
表面上看阿姨再正常不过，实际上癌细胞已经四处逃窜。头发都掉没了，阿姨平日里爱美，哪能接受的了自己成了个光头。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红头发”。阿姨说：“得这种病就得坚强，这个病就是疼死的，疼到眼泪儿都流干了，刚开始就忍，吃止痛药，到最后就打吗啡，其实疼到最后吗啡也不管用的，有时候疼的根本睡不着，疼的让人心慌，忍不住就哭啊，哭也没有用，疼起来打针也没多大作用，连心理安慰的作用都没有”。我已经不要求能治好，让我安心踏实的走就好了。不疼的时候其实还是和正常人一样的，小日子还会有些期盼，一疼起来不图其他，只求安生死去。
（2）男性对于疼痛的表达
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兵，膝下儿孙满堂，正是享乐之年，却连遭生命的逝去，最终以军人固有的阳刚和尊严离开了世界。
老兵叔叔说着说着便哭了。叔叔说：“俺媳妇去年得白血病在手术台上没下的来就走了，当时自己照顾媳妇，媳妇走后自己一个人居住，一度想跟着媳妇走算了，谁知道来的这么快，白血病把我媳妇带走了，现在肝癌也找上我了”。一天，老兵叔叔拿着检查报告单问我，让我看看上面写的啥，自己有没有转移，还能活多久，老兵叔叔不认识字，我也不忍心告诉他真实情况，就安慰叔叔说：报告显示没转移，只要心情好，转移的慢。老兵叔叔说：“小姑娘你就别骗我了，我上次来化疗听到我儿媳妇和主任的谈话了，说我最多能活三个月了（一边说话，叔叔一边竖起了三根颤巍巍的手指，满眼泪花）”，“最近我都感觉骨头疼的要死，像是骨头被刮下来了，头也晕乎乎的，疼起来我就不想活了，不疼的时候呢，还能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跟人说话，也就把疼忘的远远的”。“等过两天疼起来了，你又觉得不对劲儿了，反反复复折磨你，疼的时候连话都不想说。”的确，检查显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老兵叔叔也感觉到了疼痛，叔叔每次疼的时候只是自己钻在被窝，有一次，我看到护士来给叔叔打吗啡，那时老兵叔叔瘦弱的身体蜷缩在一起，疼的汗如雨下，被子都湿透了。我知道，当叔叔不像往常那样快活地与我说话，那便是他在与疼痛抗争。看着叔叔无声的疼痛，我感到无数次的无力。
老兵叔叔即使疼痛难忍，也不曾哀嚎，至少没有在公众场合疼的忍不住哭。笔者发现因无法忍受癌痛而痛哭流涕的以女性居多。可以看出，当癌痛统驭着患者的身体，不同性别的患者对疼痛的表达存在差异。耿文秀认为，疼痛是高度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痛苦的表达更多的受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诸如过去经验，期望和所受教育、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等[14]。每个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要求不同，男性和女性在疼痛的表达上也呈现着差异。
（三）身体的残缺——乳腺癌患者
在癌症的各种类型中，乳腺癌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冲击往往最大，并且乳腺癌是女性高危的癌症之一，在乳腺癌的治疗过程中，患者的身体随着疾病的治愈逐步让位于“残缺的身体”。对于残缺的身体她们实际上不愿意与其他拥有“正常”身体的人过多交流，或者说，患乳腺癌的共同经历能够增加患者之间的共鸣和同情，因此对于缺乏共同的疾病体验也构成了一道无法打破的屏障。
笔者在医院认识的一位阿姨就是乳腺癌患者，其先生是中学教师，常常是先生陪着阿姨来医院看病住院，没日没夜的照顾。据先生说阿姨患病后性格都变了，以前十分开朗健谈，有一帮姐妹，天天搓麻将、游山玩水，现在这病来了阿姨彻底没了精神气，真是应了那句“病来如山倒”。起初，阿姨在医院也不跟我们说话，先生与她讲话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触碰到她敏感的神经。
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情感上，阿姨都很难接受这个血淋淋的现实。阿姨说：“一下子情绪就会涌上来，在这之前你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东西恶性很强，它裂变的很快，你根本控制不了”。“刚开始只是左边乳房，还没有扩散，还好每年安排有体检，发现的早，现在害怕扩散了，扩散就无力回天了，算是完了，但是做手术就意味着作为一个女性最基本的部分没有了，哪里接受的了”。“我先生这一辈子对我百依百顺，唯独这一件事，先生非拿定主意做手术不可。最后，我就成了个“残缺的女人”了，不到五十岁的年纪，把自己的身体折腾成了这样，感觉整个人都皱巴起来了，没了活人的精神气儿了”。“也懒得跟人交流，其实身边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愿意告诉别人”（笔者需要说明的是，阿姨与我讲述她的故事也是出于长时间的相处，否则自己是不愿意跟别人谈起这种敏感的话题）。
在现有的社会建构之下，乳房缺失不仅影响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身体形象，还侵蚀着她们的自信和原有的心态，挑战原有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于年轻女性来讲，乳房在女性身份方面的象征与符号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存在的作用，这种身体的“缺失”会给她们带来一种身份危机，心灵的冲击加上“身体的残缺”使她们与原来的社交圈子越来越远，从而出现与原来社会生活的“绝交”。
四、“非正常”身体与正常社会生活的割裂
病人绝非仅仅是病人，他首先是一个社会人，再是病人，有正常的社会生活需求，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所带来的身体残缺和疼痛，出现了“非正常身体”与正常社会生活的割裂。
（一）“头发”的缺失与心理隔离
化疗药物对身体刺激最为明显的反应除了呕吐就是脱发，头发作为呈现是身体的一部分，会因为缺失而在人群中凸显。头发虽然不会被直接感知，但却起到了重要的符号作用。当患者亲眼看见自己的头发根根散落在地上，枕头上，衣服上，直到变为光头的过程是极为痛苦的。不乏有患者采用假发的方式（以女性偏多），但是成为光头的事实并非假发就能掩盖。化疗出现的各种症状使患者的身体趋向一种非正常状态，这种“非正常身体”使他们自动与正常身体隔离，以免遭受非议。这种缺失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异于常人的模样将自己与正常人隔离起来。仿佛只有在医院，在病房里，在肿瘤科室里，“光头”才是可爱的，可接受的，正常的。
（二）“乳房”的缺失与社会规训
对于乳腺癌患者而言，乳房的缺失似乎像是否认了女性的身份，很多人无法接受，并且乳腺癌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逐渐年轻化的乳腺癌，对于年轻患者来说，乳房的缺失对于她们来说则是天大的打击。女性的身体接受着知识和权力的规训，乳房的“残缺”则意味着与社会标准不相符的肉身——被置于社会目光下的肉身性，会导致女性在认知层面的“残缺”。乳腺癌的发生在女性身上是一个从震惊到崩溃再到逐渐适应，接受的过程，这种残缺会使得女性在与曾经正常身体比较时夹杂着无奈的自我说服。为了避免他人异样的眼光和特殊对待，她们避免参与原来的社交圈子，逐渐从原来的社会生活中退场。
（三）癌痛的背后
癌痛的叙述同样受到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影响，身体作为场域和惯习的作用对象，接受着惯习的形塑，社会对男性女性的认知以及角色定位使得不同性别的患者对癌痛存在着不同的忍受程度和表达方式。另外，癌痛是大多数患者在晚期的必经症状，疼痛欲裂的感觉使患者放弃了治愈的希望，转而乞求安生死去。许多癌痛病人常常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走到生命尽头，无法接受的现实和剧烈的疼痛的双重夹击使他们放弃挣扎，与疼痛共生死。心理上的敏感和身体上的疼痛使他们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渐行渐远，这实际上是“社会性死亡”。癌症虽然暂时没有将他们的生命送往断头台，但癌症辐射的杀伤力却引发了“社会性死亡”。
（四）癌症患者的社会生活
不难想象，当癌症诊断书下发的那一刻，患者的生活将会有怎样的大转折。在放化疗的过程中，身体出现的刺激反应以及不同程度的缺失，都给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癌症似乎给他们原来的生活画上了句号。这绝非仅仅是患者出于自愿做出的行为，正如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外界的“区别对待”和无声的隔离所产生的力量同样阻碍着患者参与正常生活。正如本文的案例晓晓，当她患上癌症，随之而来的不是未婚夫的安慰和支持，而是沉默和抛弃；以及女性“乳腺癌患者”的乳房的缺失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失调，非正常的身体使她们害怕他人异样的眼光而放弃参与原来的社会生活；再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脱发、呕吐、红斑等过敏反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人的“有色眼光的注视”。种种原因促进患者之间的交流，同时也阻碍了与外界社会的联系，从而将“非正常身体”牢牢禁锢在“医院所在的场域”。
身体的疼痛、心理的抑郁、行动上的障碍，连同医生的嘱咐，以及整个屋子里住的都是“癌症病人”，时刻提醒着人们的病人身份。“得病之后，别人的眼光都不一样了”，这其中既有自身潜意识的成分，也有真实存在的成分。患上癌症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月的三分之二就要待在医院，一年中的大半年都将在医院度过。肿瘤科室是目睹生命离开最多的科室，整个病房被那种压抑的，忧伤的情绪所笼罩，即使是医生，他们对于晚期的患者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无奈。伴随着每一个生命的离去，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性系统的哀伤，除了逝者自己的哀伤，还包括病房其他人对于生命的担忧，患者会不自觉的考虑起自己黯淡的未来，这似乎是一个等待死亡的过程。
五、总结和反思
身体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文化和环境在塑造身体的过程中，身体的呈现也反映着社会对身体的规训。本文所探究的是癌症患者的“非正常身体”，癌症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身体会出现各种病理反应，导致患者呈现“非正常身体”，这种状态使患者遭受身心双重压力。癌症患者的身体在放化疗过程中，会出现脱发而加入“光头”队伍，这与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相悖，给女性以深重打击；放化疗过程中出现的过敏反应，使得癌症患者在接触医院外的场域遭受歧视和异样的眼光；女性高发的乳腺癌使得女性的生理特征——乳房的缺失，让女性的身体陷入对自己性别认知的困境和社会目光的审视；癌症末期的疼痛表达对于不同性别的患者存在差异性，女性倾向于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宣泄表达，而对于男性患者来说，隐忍、默不作声的忍受疼痛成为一种常态。大多数男性通常不会发出疼痛的信号，尽管已经被疼痛折磨的浑身冒冷汗也不吭声，这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的要求对男性的规训。以上的“非正常身体呈现”加深了患者与外界社会的鸿沟，既包括患者自身的身体疼痛，倒计时生命带来的心理压力，治疗费用带来的经济压力，“完整身体的残缺”所带来的精神崩溃，以及来自外界对“非正常身体”不接纳和特殊对待。导致癌症患者对原来社会生活的缺场，社会关系的缺失，对社会参与的退出，从而逐渐脱离医院之外的场域，深深镶嵌在由医院所构成的场域之中。
癌症将死亡提前，面对死亡，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甚至充满了恐惧，我们无法想象死亡离我们如此之近，更无法接受死亡的脚步与我们而或是与我们的家人朋友逼近。癌症的到来，让原来的生活黯然失色，对于患者来说，倒计时的日子伴随的不仅仅是内心的压抑，还包括身体的疼痛，外界目光的审视，“非正常身体”斩断了他们通往正常生活的道路。这种“社会性死亡”对他们的伤害绝不亚于癌症本身，因此，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作为有生命的个体，我们都会面对死亡。面对癌症患者，我们可以并且能够做到的是摘下有色眼镜，走进“非正常身体的主人”的世界，去听听的他们的心跳和他们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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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