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家庭和主体行动交互下的女性身体 ——以新疆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为例

       摘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批内地女青年响应国家号召进入新疆，投入到屯垦戍边的集体劳动当中，但同时，她们也并未从家庭领域解放出来，而是同时受到国家政治话语的规范和家庭的束缚。研究发现，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的身体及行动是国家、家庭、女性本身三重要素相交互的结果。首先，国家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将女性卷入集体劳动之中，并通过“去性别化”的宣传和形象建构促使女性挑战身体极限参加高强度体力劳动，导致身体健康受损。其次，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长期受到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将其内化为行动规范，独自承担繁杂的家务劳动，并极度压缩自身需求来满足家庭需要。此外，在妇女解放意识的影响下，该女性群体完成“国家人”和贤妻良母的角色要求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于不平等分工的不满，并在行动层面积极寻求他者的帮助，展现出该女性群体在国家和家庭双重规约之下的能动性身体实践。

       关键词：女性身体 国家政治话语 家庭 传统性别分工 自我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建国初期，我国粮食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制定一五计划时，着重强调了开垦荒地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性。新疆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省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人口稀少，利用人口迁移和开荒造田的手段充分发挥当地人多地少的优势，对于推动我国生产发展、缓解粮食紧张、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等方面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有计划地从内地向边疆地区移民垦荒。^[1]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指出，劳动力匮乏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困难。于是，中央决定在1958-1963年期间，从人多地少的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动员青壮年人口入疆支边。^[2]在开荒造田和发展生产的宏大需求下，各地动员妇女参加边疆的经济建设，或借助参军和学校招生等名义，吸引妇女入疆，一直被束缚在家庭当中的女性也由此被纳入支边青年的队列。^[3]新疆H农场的第一代支边女性积极响应号召，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从江苏和湖北等地奔赴新疆，来到H农场屯垦戍边，生儿育女，为兵团建设贡献力量。但该女性群体被赞颂为“戈壁母亲”的同时，其身体和行动遭受着来自国家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妇女解放的思潮与传统性别观念的张力也使得该女性群体在精神层面充满矛盾。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对于女性身体的研究方兴未艾。身体既具有生物属性，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历史学家福柯将人的身体引入到对权力的分析中，指出人的身体受到微观权力的干预，承载着社会历史变迁的烙印，为身体社会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撑。基于此，本研究以新疆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为研究对象，探究20世纪50-60年代背景下，占据主导的国家话语和家庭领域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如何束缚和规训该女性群体的身体，她们又采取何种策略性行动应对多方压力和表达自我。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意义。本研究结合新疆H农场的第一代支边女性参与集体劳动、生育、照顾家庭等重要生命事件，探究国家、家庭以及女性本身对其身体和行动的规约与影响，从微观层面更加清晰地呈现这段历史，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有关兵团女性研究的发展。二是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探析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在集体劳动和家庭领域的分工模式，揭示女性及其身体在社会当中的弱势地位，既有利于引导社会主体反思不平等的传统性别观念和性别分工模式，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意识的发展，也有助于女性突破传统的性别定位，提升自主意识，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文献综述

       1.性别分工研究  

       传统性别分工趋向于把男性的劳动社会化，而把女性的劳动与家庭相关联，在“男强女弱”和“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下，经过长期实践，女性逐渐将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内化，并对自己的身体实施控制与规训，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践行这套观念。然而，当女性走进社会劳动领域，她们并未能像男性一样置家务劳动于不顾，而是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同时承担来自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重担。性别分工的议题在社会学领域一直占据较高的关注度，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首先，学者们分别从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建构的角度分析了性别分工的成因。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两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分工。^[4]从社会文化建构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性别分工是传统性别观念和父权制的产物。佟新和刘爱玉通过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指出，性别角色观念显著影响了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5]邓峰等人研究发现，性别分工是按父权制原则，而非简单依照性别差异，将两性分配到不同工作领域，进而使得两性在机会、资源和地位上处于不平等状态。^[6]与之类似，卿石松分析中国性别收入差异发现，父权制文化和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不仅强调两性在生育和家庭照料方面的差异，使女性承担繁杂的无报酬家庭劳动，还影响权力关系和资源分配，迫使女性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不平等的现状，造成了劳动领域的性别不平等。^[7]

       其次，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国情，研究了建国初期的性别分工和妇女解放运动。由于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我国建国初期的性别分工与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劳动领域。王颖等人指出，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女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各类政治运动促使妇女解放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妇女被最大程度地动员起来，实现了从家庭走向社会化生产的过程。^[8]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在国家政治话语下，妇女解放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金一虹通过研究“铁姑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分工发现，女性劳力作为蓄水池而存在，较高程度地参与经济活动，但具有显著的强制性特点。^[9]於嘉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女性在国家调控下走进劳动力市场，但强大的政治动员并未破坏男权文化，女性仍然是家庭照料的主体。^[10]国内学者高小贤研究“银花赛”现象发现，20世纪50年代妇女走出家庭，承担起大部分农业劳动，但男性却没有承担起家务劳动的责任。^[11]由此可见，当时的妇女解放理论和相关宣传行动，仅仅关注妇女作为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当中的价值，却忽视了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付出。

       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的转变，尽管有学者表明父权制文化存在衰落迹象，女性的各项权利也逐渐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但女性在社会性别分工当中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卿石松表示，传统性别观念并未消失，“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和分工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对女性的职业获得、劳动参与和收入仍有明显的负面影响。^[12]Meraviglia Cinzia等人研究疫情影响下的意大利双职工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发现，尽管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家庭活动中的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13]

       2.第一代支边女性研究

       建国以来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如“文革”、“上山下乡”等，都对特定时代的社会主体的生命轨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20世纪50-60年代，大批青年女性在国家的号召下从祖国各地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推动生产发展、人口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扬兵团精神贡献了重要力量。她们改变了兵团的历史，同时也在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形塑下建构自我。因此，学者们针对这些为兵团发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第一代支边女性展开研究。综合来看，对于兵团第一代支边女性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内地女性入疆的背景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10月，面临着自然环境恶劣、生产水平落后、劳动力数量不足且质量低等诸多难题。刘云指出，兵团成立时，总人口是17.5万，女性只有4.28万，仅占总人口的24.6%，并且汉族人口占比极低，适婚汉族女性数量少之又少。^[14]龙开义认为，解决以上难题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改善兵团的人口结构，改变当地人口数量小、劳动力素质偏低、性别比失衡等现状。^[15]在此背景下，国家为了促进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于1958-1963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投入开发建设。^[16]姚勇等人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的江苏支边青壮年发现，1959年，江苏省内七个专区和南京市共调动61106名支边青壮年进疆，未婚男女比例基本相等，女性占40%。^[17]

       第二，关于女性入疆后面临的困难的研究。各地的生动宣传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们支边的热情，但大批青年入疆后，经历了重重困难与考验。姜亚龙指出，北疆的农机作业的项目极少，主要依靠人力进行开荒种植；粮食极其匮乏；用水困难且水质极差等问题使得第一代入疆青年女性的身心都受到极致考验。^[18]李敏指出，自然环境恶劣、住房条件差、交通不便、家人缺席、家庭经济困难、家庭与工作存在矛盾等诸多难题，使得部分女青年打起了退堂鼓。^[19]

       第三，关于第一代支边女青年主体性的研究。在特定的历史和地域条件下，虽然支边女性作为国家人和兵团人的身份更为突出，但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同样不能被忽视。广大内地女性入疆不仅仅是国家号召的结果，李敏认为，建国初期入疆青年女性远离家乡奔赴兵团的主要原因是实现参军的光荣理想、摆脱家庭束缚以追求自我、摆脱贫困、重新做人。[3]王蒙结合社会层面的客观因素指出，兵团第一代女性来疆的原因除了国家政策调控和宣传媒介的影响外，还包括女性为改变自身和追求独立的诉求。^[20]张吕研究西部女性移民口述历史发现，进疆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拥有极强的自主性，她们在克服困难中追求自我发展，既承担主要的家庭事务也为社会创造了直接财富，在发展生产、生儿育女、弘扬兵团文化、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1]

       （二）理论视角

       本研究主要利用福柯关于身体规训和权力的理论观点以及女性主义两大理论视角，分析国家、家庭、个体三者交互之下的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的身体实践。一方面，在福柯看来，经历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现代性过程的历史个体，已经具备了所谓的主体性，而这恰恰是通过一系列“自我技术”完成的。“自我技术”是存在于一切文明中的对个体进行建议或规定的一系列措施，为的是按照某些目的、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的关系，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改变这种身份。^[22]与以往国家权力对肉体直接施加暴力惩罚不同，现代社会中的微观权力往往以更加精细化和隐晦的方式规定对人体进行具体干预的模式，从而驯服身体。^[23]并且，福柯认为权力的行使是在各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进行的，这种不对称权力关系使得权力能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控制效果，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在理性、真理进步等话语掩盖下身体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平等。例如，性别权力把身体纳入到特定的规训体制当中，男权社会所建构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对于女性有更强的规训作用，迫使女性将各项社会要求内化为自我规范，在日常生活中以此为依据开展身体实践。本研究借此阐释20世纪50年代背景下，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话语和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对于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束缚。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学者的主张主要可以分为女性的身体是被建构的和女性本身及其行动具有自主性两大类型。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女性身体被定义、被建构以及女性所遭遇的不公都是由社会造成。对此，法国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社会始终在男性的统治下，政权和话语权总是落在男人手里，女性由于身体方面的先天弱势，成为社会和男性创造的产物，是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2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女性的身体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本身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动性。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物理和意识层面的综合体，身体不是完全被动的、被压抑的、被建构的客体，而是意识的具身体现，因此，身体也是主体。^[25]基于此，本研究借鉴女性身体的社会建构性和自主性两大视角，探析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在面对国家和家庭的双重规约时，采取何种行动应对多方压力和表达自我意志。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随着时间流逝，大多数第一代支边女性已经年过古稀，原本被称颂为“戈壁母亲”的群体逐渐被遗忘，在社会中常常处于失语状态。本研究通过探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入新疆H农场的第一代支边女性的婚育、照顾家庭、参与集体劳动等重要生命事件，分析国家、家庭以及个体交互之下的女性身体及其实践。在此框架之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结合国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采取的大规模宣传动员举措，分析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话语如何调动和规范该女性群体的身体及行动，对其身体产生了何种影响。其次，以家庭领域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为切入点，分析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在承担繁杂家务劳动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束缚与压迫。最后，探究该女性群体在应对各方压力时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何种策略性行动来表达自我意志。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当中的“第一代支边女性”指原籍不在新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以人口迁移的形式从江苏、湖北等地来到新疆H农场，以支边青年的身份参与兵团生产建设，在此开荒造田和生儿育女，之后归属于兵团管理体制下的第一代女性群体。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主要运用访谈法收集资料。在预调研当中，对3位H农场的第一代支边女性进行无结构式访谈，了解该群体入疆的时代背景，以及从内地进入新疆再到在此扎根的整个过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之后，根据预调研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梳理重点并针对不同主体制定访谈提纲，（以4位第一代支边女性为主要访谈对象，同时，为了进行资料的验证，还对同一批入疆的2位男性老年人，以及该批入疆支边人员的2位子女进行访谈），对每一位访谈对象展开30-60分钟的访谈，并进行多次回访。以此了解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在集体劳动和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以及她们对于自身经历的主观感受。

       五、研究分析

       （一）国家话语体系之下的女性身体：妇女能顶半边天

       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的演变发展深受个体的影响，同时，个体的行动也都是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个体的身体是社会组织与权力关系的体现，不仅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还通过特定方式表现出具体历史阶段的权力方式。^[26]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整个社会掀起一股女性解放的热潮，“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一度盛行，鼓舞女性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挥洒青春热血和实现自我价值。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受到国家动员，从祖国各地奔赴边疆，参与到屯垦戍边的集体劳动当中，成为兵团发展的中流砥柱。        但在国家政治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女性本身及其行动都被赋予鲜明的国家和社会意义，满足国家发展要求成为每一个个体的重要使命。在这一历史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召集劳动力投入到国家建设工作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话语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将女性卷入集体劳动当中，不仅重新规范着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的身体和气质形象，还促使该女性群体在“男女都一样”等标语的鼓舞下，突破身体极限参与高强度体力劳动，导致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

       1.国家主导的强有力政治动员将女性卷入集体劳动当中

       20世纪50年代，国家利用地头标语、广播、黑板报、文娱节目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广泛开展思想动员工作，着力宣传新疆的美丽富饶，强调支边任务无比光荣，鼓舞了无数青年支援新疆的热情。“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有志者到新疆去！到大西北去！”、“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口号一度响彻祖国南北。中央文件下达已是1958年秋天，动员、报名、审批等程序完成后已将近冬天，并不适合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所以，江苏省实际上是从1959年启动青壮年支边的动员工作。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大都于1959年从苏北地区入疆，她们并非以军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解决驻疆部队婚姻问题的女性青年等身份进入新疆，而是在摆脱饥荒和贫困的动机之下离开家乡，以开荒造田的青年劳动力和边疆建设者的身份来到新疆，挥洒青春热血，成为开发和建设边疆的支柱力量。

       “国家组织动员！当时就是宣传嘛，民族地区人少地多，让我们支援边疆，安心扎根，开花结果。当时大家都年轻，一样干活一样劳动，男的女的都一样干，平地犁地拉土都干！也没有说谁觉得叫苦叫累的。不过条件确实艰苦，夏天种粮食冬天平土地，年年都是这样干，黄田都是我们这代人吃苦开发出来的！”（张爷爷）

       “我，我哥，还有我嫂子都来了。当时大队长到家里面都是那样动员的，如果说是你全家都去新疆，那更欢迎。这家出一个丫头，那家出一个小伙子。这样的话，你来到新疆不就是有一颗稳定的心了吗？那亲戚都在这边，就不想着跑了。”（张奶奶）

       在建设国家和发展边疆的宏大需求之下，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频繁的社会性活动使得女性被广泛动员起来，国家动员和干预使得女性被冠以国家和集体建设者的身份，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领域，成为社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自身劳动获取报酬，对社会和家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此看来，20世纪50、60年代兴盛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使得传统性别观念有所改变，妇女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参与权。^[27]但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主导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妇女解放存在不彻底性和不平衡性。^[28]在强有力的舆论导向作用下，从家庭当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代支边女性并未被交还给自己，而是被交给了国家，从“家庭人”向“国家人”的转变使得她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为国家和集体而服务，她们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解放。第一代支边女性的身体被赋予了强烈的国家、社会和集体层面的意义，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使原本就承担繁重家务劳动的农村妇女又被裹挟到集体的农田劳作中。

       2.“去性别化”宣传之下的高强度体力劳动损害女性身体健康

       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在摆脱贫困和饥饿的迫切愿望下离开家乡，在劳动光荣、支援边疆等口号的鼓舞下进入兵团，然而，20世纪50、60年代的新疆并非宣传中的美丽富饶之地，实际条件异常艰苦，“人口少，戈壁大，草在手里活不下，人来新疆跑不了”是支边青年们描述当时新疆实际状况的歌谣。但劳动过程中的苦和累都被“为了祖国献青春”的崇高理想所冲散，在“男女都一样”等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即使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客观存在的两性生理差异常常被忽略，第一代支边女性必须服从组织管理，在农场的安排下与男性一同全力投入到艰苦的屯垦戍边劳动当中，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好多女的吃不饱，饿着肚子都要去干活，饿晕在地里的都有。一家反正好几口人都吃不饱饭，光靠两口子在外面挣钱，大人吃不饱也没办法，都是先紧着小孩吃。”（许奶奶）

     ​​​​​​​  “泡荒真苦！穿靴子连续作战，好多不注意掉到那个坑里都能淹死人！好多女的也参与泡荒，难听话，都给冰的身上都不来了！那个邵啥（回忆典型案例）他第一个老婆不是离婚了吗。那个时候男的干，女的也照干！男的跑多远女的也跟着跑多远。”（李阿姨）

     ​​​​​​​  “那阵子干活哪有男女之分，根本没有！都是一样的干，女的也一样挑土挑沙子，有的也开拖拉机。那会儿好多女的都生孩子，但是没出月子就来地理继续干！多苦吧！有些女的不是就被累出毛病了吗，还有的直接被冻坏了，不能生娃娃。”（曹奶奶）

     ​​​​​​​  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为了完成农场的生产任务，忽视自身的需求和健康，即使受苦受累也都默默忍受，在常年参加高强度体力劳动的过程中透支自己。20世纪50、60年代，H农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支边女性在口粮紧缺的情况下，通过自己少吃、用野菜或树皮草根替代粮食甚至是挨饿的方式，省出口粮给丈夫和孩子吃，自己吃不饱也依然要投入到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但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中，集体劳动并不会因此降低女性的劳动标准，而是将女性视作与男性没有差异的劳动力，高强度的劳作和严格的条例规范也都失去了基于性别的考量。但两性生理条件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第一代支边女性在高负荷的体力劳动中常常出现晕倒在田间地头、流鼻血、皮肤溃烂等现象。甚至还有一些女性与男性一同参加秋末冬初的泡荒工作，长期在冰水里进行打梗引水放水等劳动，导致女性身患绝经等难以治愈的疾病，致使其面临离婚的风险乃至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  综合来看，20世纪50、60年代，国家大力提倡“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这些带有政治色彩和“去性别化”的标语不仅被赋予妇女不甘落后和与男子比高低的含义，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所遵从的最高标准，规训着女性的身体和气质形象。^[29]在身体外观上，女性的打扮开始向男性看齐，甚至掩饰女性身体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去性别化倾向。在劳动方面，“妇女不出门，地里没有人”道出了支边女性在开荒造田中的主力军作用，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实际上抹杀了性别差异，使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挑战身体极限，忽视自身的需求和健康状况，长期与男性一同参加高强度体力劳动，导致她们的身体健康也因此受到不可逆的伤害。由此看来，在国家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的身体和行动受到强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裹挟，被赋予了鲜明的国家和社会意义，但她们参与社会生产的行动常常被看做是女性对于国家发展的义务所在，其基本利益和权利意识却在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下被忽略。

     ​​​​​​​  （二）家庭当中的女性及其身体实践：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贤妻良母

     ​​​​​​​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妇女解放思想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加入农业和工业生产劳动，却只看重女性在生产劳动中的价值，忽视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30]建国初期，大量女性在国家干预和动员之下投身社会劳动，为我国发展提供人力支持，但与此同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并未消解，女性仍然是料理家务的主体。在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下，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在家庭当中不仅独自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还将自我需求置于丈夫和子女的需求之后，同时遭受着身体上的劳累和精神层面的压抑。

     ​​​​​​​  贝克尔认为，出于理性考量，家庭分工的本质在于夫妻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获得最大效用以支撑整个家庭，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有优势，所以他们重视工作，以此赚取更多收入；而女性则投身于家务劳动，承担照料家庭的责任。^[31]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只要好好工作赚钱养家，即使为了工作置家庭于不顾，也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如若闲暇之余再关心一下家庭和分担部分家务，就会被称为模范丈夫。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社会劳动领域，参加工作的女性则必须同时扮演好家庭和工作领域的角色才会受到肯定，如果工作有所成就但家庭不幸福，也会受到外界甚至是家人的非议。^[32]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常常被称作“戈壁母亲”，她们不仅是开荒造田的主要劳动力，在田间地头与男性一同劳动，要以敢于吃苦、奋勇争先的形象示人，回到家后，她们还要扮演温柔贤惠和擅长打理家务的妻子或母亲的角色，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此外，女性在不同领域中扮演的角色也并非是单一的或永恒不变的，她们的行动以及所处的角色是动态的和差异化的，是随着具体情境而变化的。^[33]“支边女性——母亲”的身份转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为母亲的第一代支边女性的角色随着时间和空间的频繁转换显现出动态叠加的特征，使得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都面临巨大考验。

     ​​​​​​​  “当时女的又顾家又干活，和男的一块儿上班下班，真苦啊！结婚之后，男的都是光管在外面干活挣钱，家里洗了弄了都不用他操心的。我们每天下班，家里不但没人帮你，还一堆嘴等着吃饭，吃喝拉撒都要处理。那他们男人就大腿翘二腿躺着，觉得他立啥大功了一样，家里大大小小啥事都跟他没关系，你屋里屋外跑的满身汗，人家觉得你应分的。”（李阿姨）

     ​​​​​​​  传统性别观念强调两性在生育、家庭照料能力、体力劳动的效果以及薪酬等多方面的差异，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传统社会获得广泛认同，同时也迫使女性潜移默化地肩负起家庭中的无报酬劳动，并接受两性不平等的现状。^[34]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突破传统性别角色，参与集体劳动，并以此获得合法收入补贴家用，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使得她们并未像男性一样从家庭当中跳脱出来，也并未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尊重，在家庭和社会领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35]传统性别观念将婚育认定为一个女人的“必经之路”，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入疆时大都处于婚育年龄，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三个及以上的子女，甚至有一对夫妇生育九个子女的情况。在子女数量不断攀升的情况下，第一代支边女性肩负的家务劳动强度也都随之增加。但男性作为传统性别观念的长期受益者，习惯于将工作成果和薪酬作为自己对于家庭的最大贡献，而默认将家务劳动划分到女性职责范围内，漠视家庭领域的繁杂琐事，第一代支边女性便不得不在缺乏伴侣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此外，多子女的人口压力以及极度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得H农场的每个家庭几乎都面临粮食紧缺的问题，在此情境下，第一代支边女性在本就食不果腹还要参加集体劳动和承担家务劳动的情况下，再次压缩自身需求，来保障丈夫和子女的基本饮食。

     ​​​​​​​  “那阵冻得难受，还吃不饱。饭都没有，更别说菜了，有时候拾点白菜叶子。男的饭量大，干的又是重活，那就拾垃圾吃。当时树叶子都撸完了！手都肿炸了，肿那么高，就是吃灰灰条吃的，那个有碱性吗！当时不是没有吃的吗，我们还得省点给小孩儿吃啊！女的都是自己吃少一点，把东西都留给娃娃跟男的吃。”（吕奶奶）

     ​​​​​​​  “那阵连红薯秧子都没有！中午休息，我都跟别人一块儿去五大队薅菜挖草种子，拿回家来炸，俺就烧点饭配着这个喝。有饼子的话，家里面的男劳力就多吃点饼。”（许奶奶）

     ​​​​​​​  在传统性别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之下，女性结婚生子、料理家务等行动都成为一种“分内之事”。默默奉献、自我牺牲和隐忍型的母亲有时会受到社会的讴歌，但她们的付出大多时候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常常被忽视。^[36]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总是优先考虑丈夫和孩子，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爱好、理想等为家庭服务，而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如利用短暂的个人休息时间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坐在地头做针线活、自己挨饿给丈夫和孩子省粮食、克服身体疲劳默默承担所有家务琐事等。综合来看，即使该女性群体被赞颂为“戈壁母亲”，但在被赞美的言辞中，她们的利益被不断牺牲，其主体性在家庭中也遭到漠视。^[37]“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一边让女性在潜移默化当中认同“女性就应该为家庭牺牲”，从而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一边又以贤妻良母的名义侵犯女性的切身利益，使她们在不断的退让和妥协当中逐渐失去自我。

     ​​​​​​​  （三）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身体：矛盾性与自主性共存

     ​​​​​​​  在国家政治话语的干预下，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被规训为在形象气质和劳动强度等方面都“向男性看齐”的劳动力，同时，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当中，该女性群体又要克服劳累和饥饿来维持家庭运转，遭受着身体和精神层面的压力。而作为受到妇女解放思想影响的独立个体，当她们通过参加集体劳动获得薪酬，成为赚取家庭收入的重要主体，便逐渐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实现自我的多样性途径，进而在面对不平等的传统性别分工时，也会在充满矛盾的表达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积极采取行动来应对种种困境，体现出该女性群体的自主意识和能动性。

     ​​​​​​​  一方面，虽然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本身及其行动受到国家、社会、家庭的规范与束缚，但在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当被询问集体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分工时，被访者一边承认男性在体力劳动中是主力，认同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女性在家庭的“后勤工作”当中起到支持作用，一边又不经意地详述了她们充满个体能动性的劳动内容，表达着对于“男人回家啥也不管”的不满。^[38]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成长于以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为主的家庭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等观念。她们既要与男性共同劳动，还要在劳动休息间隙或下班之后照顾家庭，但是当自己劳动一天回到家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料理家务，还往往被忽视，这种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更加剧了她们心中的落差感和不平衡感。因此，她们并不把外出劳动当作“解放”，而是一种艰辛。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她们常常抱怨道“凭啥我们一样挣钱，回到家里我还要洗衣做饭，男人就跟个爷一样！”，但抱怨过后，又不得不承认男人确实体力大挣钱多，是支撑整个家庭的“顶梁柱”，自己也只是起到补充支持的作用。即使她们对于丈夫置家务劳动于不顾而心存不满，但在传统性别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以及“男人挣钱多好养家”这一现实需求的加持下，为了实现家庭运转方式的最优化，她们即使心怀抱怨，也自愿亦或是被动地承担起繁杂的家务劳动。由此可见，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意识到了两性分工的不平等所在，并采用直接或隐晦的方式表达自我想法。但是，她们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很难撼动传统性别观念，加之男性在支撑家庭当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客观事实又迫使她们接受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在无力改变客观环境的状况下，她们不得不在恪守传统思想与追求自我的夹缝中挣扎。

     ​​​​​​​  “当时女的又顾家又干活，都是把后勤上的事给解决好，让男的安心在外面干活。那也是没办法，男的力气大挣钱多，总得养家啊！但话又说回来，他们在单位上挣一分钱，我们在地里也一样干活，还要照顾家。他们回家就往那一躺，啥也不管！我们也因为这个吵架！但有啥用呢，吵完他能帮你个两天都已经烧高香了，要是真不帮你，也没办法！”（吕奶奶）

     ​​​​​​​  另一方面，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即使身处社会潮流的裹挟和家庭的束缚之中，在同时面对集体劳动和家庭当中的要求与琐事时，她们并未消极地被动承受，而是结合现实状况采取策略性的行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寻求缓解自身困境的方法。在入疆参加集体劳动之后，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同时受到来自农场生产队和家庭领域的规范与要求，并以此为标准调整自身的行动。但历史变革不仅使得个人生活方式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更为具有独特性的个体突破局限和探索可能提供了机会。^[39]在国家政治动员和传统性别观念的双重要求下，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既无法推卸农场下发的开荒造田的任务，又无法彻底从繁杂的家庭事务中挣脱。因此，在无法改变外界客观环境的情况下，她们普遍会采取内在方向上的退却、妥协、自我牺牲的手段，将国家和家庭需求置于个人需求之上，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者将个人需求最小化的方式来适应眼前的生活处境。^[40]与此同时，在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作为独立个体的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认识到一味的妥协和自我牺牲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时，便转而从外界获取支撑，通过向亲属、同一生产队的其他职工、农场设立的专门机构寻求帮助，展现该女性群体在国家和家庭的双重束缚之下所采取的能动性身体实践。

     ​​​​​​​  “我老娘没来之前娃娃都是我们自己带，没时间带就送托儿所。我老娘来新疆以后，我们两口子就轻松多了，只用操心地里的活儿，每天下班回家还能有口热饭吃。”（李爷爷）

     ​​​​​​​  “之前也有老傻嫂子跟我们一块儿干活，她孩子多，这些孩子少的或者没孩子的，吃剩的东西就给她吃。我们队里面干活也都帮衬着，装土的担子或者车太重了，我们就搭把手，谁要是身体不舒服了，那我们就多关注点。”（许奶奶）

     ​​​​​​​  “我们自己肯定没时间带娃娃，就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当时各地都有托儿所。小一点的放家里不放心，大一点的四五岁的就直接锁家里面，不是想省两个钱吗！”（张奶奶）

     ​​​​​​​  六、总结与反思

     ​​​​​​​  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响应国家“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号召，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从江南水乡奔赴荒凉边疆，参与到屯垦戍边和建设兵团的伟大事业当中，在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工程、繁衍人口、保卫边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推动国家和边疆发展的宏大需求之下，她们既是国家人和社会人，又是无数普通家庭当中的母亲和妻子，也是一个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诉求的独立个体。本研究发现，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的身体及其行动受到国家、家庭和女性本身的共同影响，是三者彼此交互的产物。首先，在推动兵团发展的现实需求之下，国家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和动员，利用“妇女解放”口号，推动女性进入集体劳动的大潮当中，并通过“去性别化”的标语重塑了女性的气质形象，使得该女性群体克服身体极限，在劳动方面与男性看齐，导致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出现晕倒在田间地头、流鼻血、皮肤溃烂甚至绝经等问题。其次，20世纪50-60年代的“妇女解放”口号并未让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是要在参加集体劳动满足国家建设要求的同时，继续在家务劳动当中透支身体和压抑个人需求。一方面，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该女性群体不得不在缺乏伴侣支持的情况下，克服身体和精神劳累，独自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该女性群体往往极度压缩自身需求，忽视自身身体健康，通过用野菜或树叶代替粮食甚至是自己少吃挨饿的方式，尽量满足丈夫和孩子的饮食需求。最后，在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意识到了自身与男性在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领域的不平等，但受制于男性比自己挣钱多以及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的事实，便不得不在恪守传统与追求自我之间挣扎。但同时，即使该女性群体的身体和行动受到国家和家庭的双重制约，她们也会积极采取行动来表达诉求和缓解自身压力，例如，她们往往通过压抑自身的身体和精神需要来尽量满足集体劳动和家庭的需要，但当她们发现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问题时，便会转而向亲属、同一生产队的其他职工、农场设立的专门机构寻求帮助，展现了该女性群体充满能动性的身体实践。

     ​​​​​​​  本研究仍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之处。第一，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本研究对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展开访谈的基础上，还对其子女和同一批入疆的男性进行了访谈，以便资料之间的相互佐证。通过对不同主体的半结构式访谈收集到的资料固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受到时代背景、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生活经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被访者对于个人经历的主观认知以及准确表达感受的程度存在差异，不同被访者所呈现的内容也已经在其认知的基础上经历了主观加工的过程。对此，在后续研究中仍有待于搜集更多官方记载和历史资料，为本研究提供充实的资料支撑。第二，本研究缺乏历时性的研究视角，只结合H农场第一代支边女性入疆前的国家动员工作以及入疆后在集体劳动和家庭当中承担的社会分工，分析了国家、家庭和该女性群体本身对其身体及行动的塑造与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可以比较该女性群体各个阶段的重要生命事件，以此揭示她们在不同时段的身体实践方式及其社会机制。

 

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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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被访者基本资料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初婚时间	子女 数量	双职工家庭	是否有亲属随迁	入疆后从事的劳动
吕奶奶	女	79	小学（五年级）	1967年	5	是	否	农忙季节在面粉厂打票，农闲季节在生产队劳动
许奶奶	女	86	未受教育	1958年	3（一个孩子已逝）	是	是（与配偶一同从老家入疆）	一年四季跟随生产队劳动（冬季开荒，夏季种粮）
张奶奶	女	82	未受教育	1961年	5	是	是（与哥哥姐姐一同入疆）	一年四季跟随生产队劳动（冬季开荒，夏季种粮）
曹奶奶	女	80	未受教育	1961年	4	是	是（与配偶一同从老家入疆）	一年四季跟随生产队劳动（冬季开荒，夏季种粮）
李爷爷	男	76	小学（六年级）	1965年	5（长子已逝）	是	是（母亲三年后入疆）	1972年之前跟着基建队打井，之后在连队当会计
张爷爷	男	84	未受教育	1961年	5	是	否	一年四季跟随生产队劳动（冬季开荒，夏季种粮）
李阿姨	女	51	大专	1999年	2	是	-	-
崔大妈	女	53	大专	1997年	2	是	-	-

 

 张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