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性别分工的变迁及其影响：以大陈岛产业转型为例

       摘要：本文以大陈岛为例，基于性别分工与性别公正理论视角探究了海岛产业转型过程中的性别分工与性别不平等变迁。文中主要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研究发现，岛上老一辈渔民对海岛产业转型的态度存在性别差异，这主要是由海岛转型与劳动性别分工变迁的双重因素引起的不同体验：岛上渔业向旅游业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此过程中男女两性产生了不同的主观认知与心理感受。其中，女性访谈对象因获得参与社会劳动、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而对之持积极态度，而男性访谈对象则由于其履行家庭经济职能的能力受损而对大陈岛转型持消极态度。从中揭示了两性在劳动性别分工与性别不平等的变迁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不同处境。

       关键词：劳动性别分工  产业转型  性别公正理论  渔民  海岛

       一、引言与问题缘起

       笔者去年曾赴大陈岛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大陈岛地处我国中部沿海地区，在行政上隶属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位于椒江区东南52公里的东海海上。大陈岛目前是国家级中心渔港、省级森林公园和省海钓基地，岛周海域是浙江省第三大渔场，有“东海明珠”之美称。岛上地形以丘陵为主。受地理位置和地形因素的影响，大陈岛形成了冬暖夏凉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并在洋流、潮汐、风流和海洋生物的长期作用下形成了“东海第一大盆景”甲午岩、乌沙头海滨浴场、碧水细沙的帽羽沙和风景如画的浪通门等众多的海山奇观。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大陈岛带来了优美的海岛风光。在此之外，大陈岛还有一段“红色历史”。在1955年一江山岛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彼时烧毁了岛上所有的建筑物并劫运了岛上居民约一万人。面对满目疮痍的大陈岛，自1956年起，先后五批垦荒青年志愿者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登岛，拓土垦荒。如今，曾经焦土遍地的大陈岛已被茂密的植被覆盖，“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垦荒精神亦成为大陈岛的精神名片。^[1]

       （一）禁渔政策下的海岛转型

       大陈岛岛礁周围栖息着许多鱼类，是浙江省第三大渔场，其中浪通门更是以大黄鱼和鲈鱼等闻名的最大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曾经，优越的自然生物环境为大陈岛的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然而，由于无节制、无规划的滥捕，大黄鱼在八十年代后几近绝迹。

       在当时，过度捕捞是我国东部沿海区域的普遍问题。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自1995年起我国正式实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影响了大陈岛的未来发展，也影响了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随着越来越严格的禁渔政策，渔民出海捕鱼的时间不断缩短，渔民的收益也随之大幅减少。目前，禁渔期从每年的五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八月份小船才可以开始张网捕鱼，而大船则在九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对岛上大部分渔民来说，只拥有小船的他们真正能够捕到鱼的时间只有四十多天。因为一旦大船开始捕鱼，渔民便很难再捕到鱼。

       在这一政策下，渔民的捕鱼收益大幅减少，以海岛渔业为主的大陈岛的经济发展亦受到极大的冲击，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大陈岛急需进行产业转型。凭借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红色历史，大陈岛的海岛旅游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此旅游和消费，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餐饮和住宿需求，给大陈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岛上出现了许多做生意的人，其中有闻讯而来的外地人，也有抓住商机的当地岛民。岛上随着旅游业派生的服务业亦逐渐发展起来，例如餐馆和民宿等，给岛上居民提供了相应的岗位。除此之外，在这一过程中岛民们也有了新的谋生思路——捕鱼不再是唯一的生计来源，越来越多的岛民选择经商和离岛打工。

       （二）问题缘起

       值得一提的是，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岛民的两性角色与两性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日常观察与聊天中，笔者察觉到岛民们对大陈岛发展转型的主观认知和心理感受亦存在两性差异：在靠“渔”为生的曾经，出海打鱼的职责主要由男性承担，这一方面是因为男性生理上的体力优势，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捕鱼的风险性；女性则主要承担了家庭中的大部分职责，包括照顾长辈、养育儿童等大部分家务劳动，呈现出典型的传统男女分工特征。随着大陈岛的产业转型，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岛上居民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例如民宿、餐饮服务业、岛上绿化环卫工人，等。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女性得以走出家庭，同时由于禁渔政策带来的打鱼周期性，很多男性承担起了家庭领域内的劳动。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综上，本文拟将研究问题聚焦于：在当前总体社会变迁与时代背景下，在大陈岛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岛上居民的劳动性别分工有何变化？对此两性是否有着不同的心理感受、有着怎样的心理感受？这些体验又如何反映了社会性别分工变迁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同时，相比于陆地城镇或乡村，海岛空间的独特性表现在其独立性、相对隔离性、整体性等方面。由于海岛上的空间相对较小且较为单一，岛民的生活同质性较强。在此背景下，海岛产业转型带来的影响能够较为共时且均质地作用于每个岛民，加上大陈岛的产业转型成功且彻底，因此更容易辨析其产业转型对客观两性分工和主观两性感受的影响。除此之外，过去的社会学研究通常更多关注农业转型带来的影响，渔业转型和渔民群体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因此，本文欲以性别社会学视角，探究以“渔”为生的海岛在产业转型后，其性别分工及性别不平等有何变化？两性的主观认知和心理感受如何？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性别社会学研究的视域。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社会转型中的劳动性别分工变迁

       劳动的性别分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形态的影响。在过去传统的自然劳动分工中，男性通常居于两性关系及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反，女性的劳动职责基本被限制在家庭领域，由此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与之相应的性别观念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固化^[2]，并形成一整套男性占据主导权和支配权的社会生产、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3]。而自工业社会以来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进程重塑了影响性别分工差异的社会结构^[4]。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积极推进一系列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化需求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政治运动^[5]，在社会实践以及意识形态宣传的过程中，妇女积极参与劳动生产，“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许多领域内逐渐实现了“去性别化”的劳动分工^[6]。性别分工和政策环境的双重演变推动了两性权力关系的演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私领域内的劳动分工与权力关系，进而对父权制文化产生了从公领域到私领域的整体性冲击^[7]。女性逐渐脱离私领域的控制并走入公共领域中，参与社会劳动，具有更加独立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意识^[8]。

       然而，在以往关于社会转型与劳动性别分工变迁的研究中，对特定群体——如沿海渔民——的关注较少，其研究大多针对农村、城镇以及民族地区等场域展开。同时，以往对性别不平等通常采用量化指标进行测量，或是基于理论进行辨析，而较少关注个体人生经历中的主观体验。因此，本文将尝试从这些维度进行拓展性研究。

       （二）查菲茨的性别公正理论：基于劳动性别分工衍生的性别不平等

       在著作《性别公正：一个关于稳定与变迁的整合理论》中，女性主义理论家查菲茨运用科学手段详细地阐释了两性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对两性不平等的维持与变迁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此处之所以选择该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在理论层次上，其囊括了从宏观社会环境到微观个人行动的解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时间范畴上，该理论既探究了静态层面上形成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原因，同时还探究了动态层面上促使性别不平等变迁的条件。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欲探究与社会变迁与产业转型中两性劳动分工的变化，同时重点关注此过程中两性个体的主观认知与个体感受，以反映现象的全貌。

       性别公正理论包括性别不平等的维持机制和性别分层体系变迁两大模块。性别不平等的维持机制又具体包含了强制性基础和自愿性基础。强制性基础乃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指的是宏观层面上劳动分工的性别化，在这一过程中男性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并居于优势地位。这一宏观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微观优势，体现为在日常男女两性的竞争当中，男性个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包括人际关系方面的权力以及定义男性价值的权力），女性个体则通常居于劣势地位。这一微观层面上的处境反过来又强化了宏观层面上的劳动分工，从而使性别分层得以不断地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自愿性基础主要指在上述分工过程中，人们的主观性别偏见被不断地生产和强化，人们也因此感受到性别不平等。这种偏见同时存在与男女两性的认知当中，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其早期社会化始终伴随着性别偏见的灌输，从而使其自愿接受了自己的地位。她们自愿行动，并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成为性别偏见的制造者和维系者，从而间接地巩固了社会性别分工的既有模式，使得性别差异得以再造。由此可见，性别不平等的自愿性基础和强制性基础相互强化，共同维持和再生产性别分层。

       查菲茨认为维持性别分层的因素与造成性别分层体系变迁的因素是相同的，因此要想改变性别分层的现状，必须明晰其中的维持因素并对之加以改造。根据上述性别分层的维持模式，查菲茨提出了“性别体系变迁”（gender system change）这一概念并指出其中的关键因素：首先，针对性别不平等的强制性基础，变迁的目标应当指向：（1）性别劳动分工；（2）随之而来的男人资源优势。其次，针对性别不平等的自愿性基础，变迁的目标应当指向：（1）构成性别意识形态、规范与刻板效应的社会定义；（2）区分男女两性的取向、期望与行为的性别生成过程。^[9][10]

       三、研究框架

图1 研究框架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知。本小组主要使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对所读、所听、所看的内容进行主观感知、理解、体验、分析的基础上，对信息的本质内容进行解释、判断和探索。归纳出具体的发展现状和机理，从而帮助我们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2.实地观察法与非参与式观察法（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笔者在实地观察的过程中主要采取非参与式观察。实地观察法是对“真实场景”的观察，其中排除了人为控制的因素，旨在观察更自然的状态。而根据观察者融入情境的程度差异，可以更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与非参与式观察法（Non-Participant），本研究主要采取非参与式观察法，以局外人的身份对研究对象的活动和表现进行观察。这主要是出于可行性的考虑：在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对象涉及不同的岗位和群体，笔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完成每个群体中的深入参与观察；在另一方面，本文

       3.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

       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是质性研究中通常采用的一种访问方式，其中包括开放式访谈（Unstructured interviews）及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本文主要采用开放式访谈，其没有统一的标准操作程序，因此相较于结构式访谈具有弹性大和主动性强的特点。它的优点在于访谈者能对问题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既是资料收集的过程，也是资料分析的过程，因此适用于发现新资料、新思路和提出新问题。

       由于本文探究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访谈对象的人生经历进行较为全面彻底的了解，从中探析社会转型在个体身上留下的烙印，并关注个体对此的主观感知，因此笔者最终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进行访谈对象的选取，这主要是由于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是在深度访谈和分析访谈资料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第一阶段，笔者在岛上进行了大范围的开放式访谈，此阶段访谈或深或浅，目的是掌握大陈岛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岛民对大陈岛转型的普遍认知程度和态度倾向。而后笔者关注到，岛民对大陈岛转型的态度认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性别差异，且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中老年岛民之中。于是笔者将问题初步锁定在：社会变迁与大陈岛产业转型的双重作用对岛民的影响有何性别差异？其中是否可以窥见两性分工与性别平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迁趋势？

       在第二阶段，笔者选择了在第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两位访谈对象——A阿姨与B大爷——进行了更有针对性、更加细致的访谈，从中获得了丰富的访谈资料，而后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对研究问题进行更细致的回应。之所以选择A阿姨和B大爷，一方面是因为二者都是原生岛民，同时其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岛上度过，较为完整地经历了从禁渔政策出台以前到如今大陈岛进行旅游开发的历程，对海岛转型具有更加深刻的感受；另一方面是因为二者的家庭从前都依靠捕鱼为生，而如今均在产业转型中有了自己相应的岗位，是大陈岛产业转型的直接影响对象。

       五、资料分析

       （一）男性视角下的海岛转型：“丧失的曾经”

       A大爷是当地工程局的一位养护工人，名义上的工作是垃圾分类。但由于人手不足，A大爷同时还负责给岛上部分区域的花草进行浇水和日常养护工作。A大爷今年64岁了，他出生于大陈岛，自16岁便开始和几个兄弟一起下海捕鱼。于三年前成为当地工程局的一位养护工人。

“我从55岁开始就不打鱼了，年纪大了，下海也不方便了。下海很辛苦的！在外面半个月都回不了家。” 

       目前，A大爷的老伴和子女都到了椒江市区生活，只有A大爷留在岛上。据A大爷所言，岛上有钱的人基本都搬至椒江市区了，或是不再在大陈岛上长住，而只在非冬天、非台风期回到岛上小住。当笔者问及继续留在岛上的原因时，A大爷表示他的钱大部分早已花在了孩子的身上，而他自己是不愿多花钱的。而在谈及过去的捕鱼生活和如今的旅游开发时，A大爷表示道：

       “还是以前好，以前我自己开船下海打鱼，钱赚得多。现在什么都不能搞，有台风和禁渔期时我们都不能出海，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我们也不会开店，只能靠劳力吃饭。而且岛上的东西都给旅游公司了，大陈岛的人一点都没享受到。”

       从中可以看出，A大爷对大陈岛产业转型的态度是鲜明的，其中包含着对过去捕鱼生活的留恋以及对如今大陈岛开发的不满。在禁渔政策出台前以及禁渔政策相对宽松时，A大爷依靠自身本领下海捕鱼，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随着禁渔政策逐渐收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业转型，当看到岛上越来越多的“生意人”获得可观的报酬，但自身通过捕鱼获得的收入却相对受限，此时的A大爷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这是A大爷的个人境遇与大陈岛的产业转型的交织产物，促成其对大陈岛转型的主观认知和个体态度。

       （二）女性视角下的海岛转型：“再生的机会”

       笔者在当地调研时，偶然看到一则同城短视频：在视频画面中，一位身着环卫服的阿姨正站在甲午岩景区的栈桥上跳舞，脸上洋溢着自信快乐的笑容。后来得知这位阿姨原先是岛上的渔民，目前是岛上工程局的一名环卫工人。出于对这位阿姨的浓厚兴趣与好奇，笔者在岛民的帮助下逐渐结识了这位阿姨（后称B阿姨），而后对其进行了深度的访谈。

       B阿姨今年快60岁了，是水库移民的后代，自幼便生活在大陈岛上。在她成家后，家中起初靠打鱼为生——B阿姨的丈夫出海捕鱼，她负责在家中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随着禁渔力度的加大以及年龄的增长，十年前，B阿姨的丈夫放弃打鱼并开始做起了黄鱼养殖的工作。后来，儿子在椒江市区成婚安家，B阿姨自己也在椒江贷款买了房，不过她依然生活在大陈岛上。两年前，B阿姨偶然看到岛上工程局的招工信息便去应聘了，成为了岛上的一名环卫工人。

       对于日常的环卫工作，B阿姨表示很辛苦：

       “我每天早上差不多五点就来了，来清扫大街上前一天晚上留下的垃圾，还有公共厕所到梅花湾海鲜城那一块。其实六点才上班，但如果不早点起来干，太阳出来后就热得干不了。真的挺辛苦的。”

从B阿姨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并非一份简单舒适的工作。笔者对此感到疑惑，因为从B阿姨的叙述来看，她并不需要依靠如此辛苦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在接下来的访谈中，笔者逐渐发现这份工作是B阿姨乐在其中的主观选择，而非出于生计所迫。

       “在这个岛上，外面的世界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整天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从前生活苦，没钱也没时间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如今我孙子都13岁了，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吧。老伴也好，不用再危危险险地出海了。我现在就想为自己活一活，自己赚钱，想跳舞就跳舞，想唱就唱。我本来想过在椒江（市区）打工，但岁数到了，椒江的人嫌你老了，都不会要。就是帮人家做保姆也得年轻的才行。这里就不一样，这里生存（生活）的人很少，年轻的人都去椒江了，我们老的人都在这里，他找不到人就用我们老的，七八十岁都要，因为没有人了。”

       旅游业的发展为大陈岛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而由于年轻人大多已离开海岛，这些岗位便基本流入留岛的中老年人手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像B阿姨一样的女性。曾经，岛上除渔业外的其它产业尚未出现，岛民主要依靠捕鱼为生。在文化习俗、传统观念、两性体力差异、打鱼行业特殊性的多重作用下，婚后男性则主要承担家庭中的经济职能，出海打鱼时十天半个月无法回家也是常有的事；女性则被迫限制在家庭当中，独自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操心，还要担心男人的安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也没有新鲜的事情”。

       大陈岛的旅游开发带来了新的工作岗位，也给岛上的很多女性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些岗位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没有性别限制。B阿姨告诉我们，岛上负责扫地工作的基本都是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性，其中有几位当时便坐在我们附近聊天。据B阿姨所说，她们每天晚上都会聚在此处聊天，有时还会一同前往码头的广场跳广场舞，而笔者先前看到的视频正是B阿姨的同时帮忙拍摄的。旅游开发使这部分女性获得了参与社会劳动、进行社会互动以及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在这一家庭外的小群体中，她们获得了全新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她们的自我价值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由此可见，B阿姨对大陈岛的产业转型和旅游开发总体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曾经捕鱼为生的生活中，B阿姨既要时刻担心丈夫出海的人身安全，同时自己也不得不留在家庭中独自承担起家庭内的日常职责，“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如今，大陈岛的旅游业开发为B阿姨带来了“弥补曾经”的机会，即便从事的是幸苦的环卫工作，B阿姨仍乐在其中。

       （三）讨论：基于性别公正理论

       在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大陈岛的产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性别不平等的强制性基础。前文提到性别不平等的强制性基础指宏观层面上劳动分工的性别化。在产业转型前，可以看出大陈岛上的劳动性别分工呈现出较为鲜明和固定的性别化特征，彼时男性承担了家庭的经济职能，长期出海捕鱼，而女性则留守于家庭，承担起照顾家庭日常起居乃至照料长辈、养育儿童等家庭内职责。此时体现出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而随着岛上产业转型——以渔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旅游业为支柱，岛上社会分工的性别化正逐渐减弱，男性不再长期在外出海捕鱼，女性也不必被限制在家庭之中，而有了走入社会、建立家庭之外的社会联结的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强制性基础变化进一步牵动了性别不平等的自愿性基础改变。在海岛转型的过程中，像B阿姨一样的女性获得了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并产生了“为自己而活”这类追寻自我价值实现的想法。除了海岛转型这一因素，社会整体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对此具有一定的影响。B阿姨有使用短视频软件的习惯，这为她提供了联结外界的一种媒介。在通讯技术不发达的曾经，海岛不仅意味着空间上的隔离，更意味着观念和认知上的隔离。而如今社交软件和短视频软件的普及打破了空间隔离带来的其他方面的阻断。如今，我国的性别观念已有了较大转变，人们对性别不平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反思的转变——女性不再完全属于家庭，其拥有自己的个体发展空间。社会整体思想的变化也对B阿姨的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过，在B阿姨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性别不平等的自愿性基础中存在某种张力。曾经B阿姨选择留在家中，承担家庭内职责，实则是以“渔”为生的现实情况中无法回避的选择，是一种“被迫的自愿性”。B阿姨始终怀揣着“去外面看看”的愿望；大陈岛转型为B阿姨带来了机会，然而在B阿姨的观念中，需要完成安顿子辈、照料孙辈的“任务”，才具备追求自我的合法性。在整个过程中，B阿姨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半妥协式的自愿。

       A大爷对大陈岛的产业转型持消极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下，男性独自承担起了家庭的经济职能，并在社会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将为家庭获取物质财富作为自身的价值感来源。曾经的A大爷通过捕鱼为家中赚取丰厚的收入，而随着海岛产业的转型，只具备一身捕鱼本领的A大爷经济收入有所下降，在自身的今昔对比以及与岛上“生意人”的比较中，其产生了强烈的剥夺感，进而对自己的价值认同也面临威胁。

       六、总结与反思

       本文以大陈岛为例，基于性别分工与性别公正理论视角探究了海岛产业转型过程中的性别分工与性别不平等变迁。通过观察与访谈发现，老一辈渔民对海岛产业转型的态度存在性别差异——以B阿姨为代表的女性持积极态度，而以A大爷为代表的男性持消极态度。这一性别间差异主要根源于产业转型带来的性别分工转型。在禁渔政策出台与产业转型前，岛民们只能以“渔”为生。捕鱼对体力的高强度要求造成了这一行业的性别隔离，加之岛上的其他产业还未发展起来，此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成为岛民唯一的选择。禁渔政策出台后，岛上的旅游业和服务业在政府的扶持下逐渐发展，为岛民带来了许多性别隔离较少的就业机会。这时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被打破，像B阿姨一样的女性有了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而像A大爷一样的老渔民虽然也谋求到相应的岗位，其赚取的经济报酬却无法与曾经比肩。

       在这一过程中，B阿姨和A大爷产生了不同的主观认知和心理感受。在B阿姨看来，海岛转型给她提供了“去外面看一看”的机会。作为一名环卫工人，B阿姨结识了许多和她一样的女性，除了日常工作，她们还会聚在一起进行聊天、跳广场舞、唱歌等团体性活动，曾经被限制在家中的她们凭借工作建立了家庭之外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这一“小团体”给予她们强烈的归属感，同时这些女性也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价值认同。而在A大爷看来，能否为家庭获取足够的经济收入是其价值感的重要来源，因此当其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无法获取与曾经相同的经济报酬时，便产生了对海岛转型的消极态度。

       性别公正理论认为，性别不平等是由强制性基础和自愿性基础共同维持的，而性别不平等体系的变迁要求对这两个基础进行改造。强制性基础指性别化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性别间资源占有差异，这在转型前的大陈岛是十分明显的。而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打破了性别化分工这一强制性基础，女性也开始走进社会，参与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同时本文发现，性别不平等的自愿性基础以一种张力的形式存在于一种“被迫的自愿性”，她迫于现实而限制在家庭中，却一直想“去外面看看”；而当机会到来时，B阿姨在潜意识中仍认为追求自己的愿望应当放置在完成照料子辈和孙辈的“任务”之后，呈现出了某种无意识的自愿性。

       本文也关注到男性在社会分工的性别化变迁中可能面临的心理困境和现实困境。在文中A大爷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下，承担家庭经济职能的能力成为男性个体价值认同的重要来源。随着大陈岛的产业转型，曾经令A大爷自豪的捕鱼本领失去了用武之地，所能赚取的收入也大不如前，其个体价值感也随之降低。

       本文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局限性和不足：首先，本文以大陈岛为例进行探究，研究的可推广性相对受限；其次，笔者在对众多岛民进行开放式访谈后，最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A大爷和B阿姨的经历作为讨论案例，然而这一选择过程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同时案例典型性仍有待商榷；再者，本文对岛上“性别不平等”及其变迁的讨论相对较浅，其中主要是通过女性自身的体验进行大致的呈现；最后，男性对劳动性别分工变迁的认知和体验或应受到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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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