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控制与技术赋能：传统手工业性别空间生成机制——基于四川省夹江县手工造纸业的研究
摘要：本文对夹江县传统造纸业十九、二十世纪的兴衰发展进行梳理。基于此，利用福柯的“空间—知识—权力”三重关系理论分析不同时期各主体不断进入、塑造、退出空间的过程，剖析建国前后性别分工的转变，阐释性别分工的空间实践。梳理得出，在传统手工行业，父权文化通过性别意识、空间规训、技能分配区分并强化着性别空间分工和空间实践，从而生成并延续着男性中心与女性边缘的性别空间再生产。建国后国家话语权力和传统家族话语权的张力影响着建国后两性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的变更。
关键词：性别分工；技术掌控；权力话语；空间生产
一、引言
劳动分工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涂尔干论述了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及功能，认为劳动分工是社会整合的源泉。彼特·布劳则强调劳动分工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分化形式。随着性别意识的崛起，性别视角进入社会分工领域，诸多学者将性别差异作为劳动分工的主要影响因素展开研究。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性别、生产关系和地理空间三者的内在联系为劳动性别分工提供了深入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取四川省夹江县为研究对象。夹江县地处山区，有着丰富的毛竹资源。结合自然条件与生产生活需要，夹江县人们自清朝末期以来世代从事造纸业，形成了“以竹为生”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夹江县的山林、造纸设备等生产资源被重新配置，家庭作坊向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伴随人口生育率的降低与完全的去技能化，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因时而化，演变为“男女共农”或“男女共工”的性别分工模式。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即查找载有夹江县手工业资料的相关历史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比如笔者搜集到的《夹江县志》、《新四川月刊》。其中，美国学者艾约博在四川夹江县研究时留下的一系列丰富的调查资料和文献，如《以竹为生》等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详实的研究资料。
二、文献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性别分工演变
学术界围绕新中国成立后两性劳动分工做了大量研究，尤其关注人民公社化、三大改造时期性别分工的演变，聚焦于参与生产、妇女参政、家庭角色等多个领域。关于建国前后妇女在劳动性别分工角色上有无变化有着不同的研究结论。有学者指出性别分工不平等现象仍存，如高小贤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陕西关中棉田管理的研究发现劳动参与中性别分工不平等关系仍存；[1]贺萧通过对集体化时期陕西妇女农耕参与的研究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价值依然无法彰显，妇女劳动解放说法存疑。[2]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建国后劳动实践中妇女地位有所改善，如王楠讨论了胶东渔村性别分工，认为合作化改变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分工体系。[3]
在二十世纪进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话语权主体的不断变更，夹江县的劳动性别分工呈现不同的态势。本文将基于夹江县的权力控制与技术赋能实践，分阶段探讨案例地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空间生产与实践过程。
（二）空间进入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研究视域
空间不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而是充斥着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在经典的性别劳动分工研究中，有诸多学者将性别不平等与空间秩序构建相联系，展开研究。在后现代的空间研究转向、女性主义转向浪潮下，“空间”视角进入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研究视域，空间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包含文化、意义与身份。罗萨尔多指出，人类行动于公私二元分离的领域之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与这一格局相关联。但这样的解释忽略了社会空间也是由文化建构的。晚近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超越了普遍的二元对立框架，依据特定的条件来分析性别不平等，[4]从揭示“性别空间的特征”转向探讨“性别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福柯、大卫·哈维等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学家都对性别空间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生产集物质、精神和社会三大领域为一体。[5]梅洛·庞蒂将性别、身体、空间三者结合起来对空间实践展开讨论。Mc Dowell指出性别空间的构建维系了“男尊女卑”的父权制话语实践。[6]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发现女性主义研究大多聚焦于性别分工不平等现象，聚焦于建国后妇女解放的研究。然而，夹江县手工行业的性别分工如何演变？这一改变如何逐步展开，具体的衍变逻辑为何？本文将以四川省夹江县传统手工业为分析个案，研究其自清末至改革开放时期性别分工的演变。在空间视角下，结合对当地社会秩序的分析，探讨传统手工业性别空间生成、延续、转变机制。
三、夹江县造纸业性别空间生成的理论视角与逻辑层次
（一）理论视角：“空间—知识—权力”三元框架
福柯对空间观念的阐释既涉及客观物理空间，又探讨了主观塑造的文化空间。[7]福柯构建了“空间—知识—权力”三重性辨证结构，对知识与权力的具体关系及其产生与变迁的机制做出了阐释，引入了空间的叙事结构，强调空间是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的关键。空间通过规训手段将权力渗透到日常生活层面。[8]具体来说，福柯指出权力是生产性的，它生产着知识和话语。[9]福柯对权力与知识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空间性话语，其理论中存在着一种权力网络几何学，权力通过空间的隐形策略发挥知识分配作用。
其一，知识的空间化体现了权力产生实际效应的过程和结果。福柯集中研究了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权力机制问题，通过对惩罚、治理技术的研究，揭示了空间是权力、知识、话语相互转化的关键因素。[10]同时，身体存在于空间之中，社会结构会干预身体空间。
其二，权力和空间相互构建，空间表现权力，是权力运作的容器。权力的来源与运用是社会秩序的根本，整个空间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一旦能够用地区、领域这样的空间术语来描述，就能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进而在规训时产生知识对应空间，再生产空间区隔。[11]
其三，权力、知识、话语、空间之间相互建构。权力不是诞生于契约压迫，而是诞生于话语的生产、积累、发挥作用的空间实践中。[12]
（二）逻辑层次：“空间—技术—权力”三元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四川省夹江县为研究案例，对夹江县传统造纸业十九、二十世纪的兴衰发展进行梳理，重点分析两性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进而分析空间中的性别关系。夹江县性别分工体系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有所不同，基于此，利用福柯的“空间—知识—权力”三重关系理论，本文构建出“空间—技术—权力”三元分析框架，分析不同时期各主体不断进入、塑造、退出空间的过程，剖析建国前后性别分工的转变。本文基于三元分析框架构建了性别空间秩序的分析逻辑（图1），来深入讨论性别分工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的变更。
图1 性别空间秩序的三元分析逻辑
四、案例分析：夹江县性别分工的空间实践演变
（一）清朝末期至新中国成立：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
夹江造纸业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基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以家庭作坊为基本生产单位，生产、生活网络相互影响的空间。家庭与村庄空间没有明显的界限，造纸业嵌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中，有着明显的植根性。夹江县属于传统的乡土社会，有着对男性、女性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
1.性别化的空间秩序和隔阂
在造纸行业中，工作内容按性别划分。一般来说，男女皆参与生产活动，但是在具体分工上有所区别，妇女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繁重且处于边缘位置，照料家庭成员、洗衣做饭等家庭再生产活动一般由女性承担。
基于工作内容的区分，工作空间呈现空间阻隔。其一，两性的劳动场所不同。男性往往在抄纸棚工作，女性则留在屋子、院子里工作。其二，男性和女性在空间中呈现着一定的等级关系。当男性在“抄纸”工作区域内劳作时，女性不得直视男性，男性则可以肆意行动；当女性在邻居家帮工刷纸时，有陌生男人进入，女性必须离开。其三，空间秩序中有着性别禁忌。在蒸锅这道工序中，男性身上要干净，不能同房，需避开女人不洁的影响。
总之，该地的性别分工空间实践呈现“公私互嵌”特点。男性、女性承担着生产领域、家庭空间不同的角色和具体活动，具有显著差异。无论是哪一场域，其呈现出明确的空间区隔。女性处于失语空间和繁冗空间。无论是女性被禁止进入某些区域，亦或是在看见男性后，女性需要退出某一场域，“男尊女卑”的空间秩序生成并一直持续。
不同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传统造纸业的女性不仅需要承担家庭再生产责任，还对应着造纸生产的诸多繁重工作。女性负担着“多重劳动角色”。囿于经济生活的需要，女性所处的家庭再生产空间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多重劳动的承担使女性处于所处空间被迫边缘化和“走不开”的劳动空间妥协的困境中。 2.父权制宰制下的男性话语空间和权力
夹江县社会是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建立的，为了维系父系亲族的凝聚力，权力的分置依据之一是性别。从时间维度上看，造纸技艺有着“子随父业”的秩序，造纸技艺可以说是这一社会内的男子与生俱来的财富。从同代维度上看，男性在公、私领域均具有主导地位，女性依附于男性，且更为强调同辈男性之间的纽带。妇女在村庄中呈弱主体性的依附状态，无论是公、私哪一个场域，男性都是主导者，是主要决策者。在整个村庄空间秩序的生产与延续中，女性只是被动的内化者，而不是主动的再造者。村庄中的女性在空间中的活动无一不带有家庭或家庭男性的烙印，不是独立存在的主体。
父权制通过空间规训、性别意识形态、公私空间将两性的空间实践逻辑正当化。隐蔽的性别化社会空间赋予、延续了男性的权力优势地位。[13]为了维护既有的父权文化，女性被有意识地排斥在外，出于女性出嫁的考虑，家庭中的女性所掌握的技能知识是被视为可以快速学习掌握、快速遗忘的。家庭内部权力认同与族群集体权力媾和，经济秩序权力和私人领域权力媾和。基于此，生产关系主导者决定着物理空间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是空间内权力的体现。性别化空间以“男尊女卑”为主，既有空间对立，也体现着性别秩序的高低。同时，在空间内部也生产着家庭和村落社会的权力关系。父权制的权力构建实现了空间生产。
3.专业技能的社会构建
在夹江县，技能是传统手工行业的核心，是生产、生活秩序的基础。技能是群体财产，不是个体财产。基于此，父权文化通过性别意识、权力话语区分并延续着两性的技能分配。男性对应的技能多为抄纸，女性则为刷纸、贴纸。表面上，男女两性掌握的不同的造纸技艺是依据生理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但从本质上看，男女两性的技能在体力、时间付出上并无差异，甚至女性对应的技能并不适配于“轻松”的体力要求。出于家族传承的考虑，技能传男不传女，只有女儿的家庭要么认干儿子、要么招上门女婿。女性则被视为没有技能的劳工。基于此，从根本上看，父权文化空间、身体空间共同影响着技术空间的形成。技能分配类型区分并强化着男性中心与女性边缘的性别空间再生产。性别秩序进一步是该地经济秩序和父权文化媾和的产物。
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权力主体，即男性用技能分配将女性排挤出去，以垄断自身的优势地位。因此，从本质上看，技能是手工业中财富、权力分配的符号性表征。哪一种工作是“技能性”工作，是与从事该工作的主体有关，而不是这一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夹江县的技能争夺发生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女性被排除在某些工序之外。通过生产技术、符号系统技术、权力技术、自我技术这四重技术建构，将技能性别分配正当化。
4.性别意识的主体内化
技术赋能和空间区隔是不平等的，通过身体规范、训练等手段，体现并强化了空间秩序的内化。男性工作的“篁锅”类似于福柯的“全景式监狱里的瞭望塔”的存在。在篁锅上，男性随意的观看是一种权力，被观看、戏谑的女性只能选择服从管制、快速离开、不能还嘴。这一空间的控制体系使所有个体都通过这一空间得以安置、训诫和监视，个体则依照一种身体技术而被编织在社会中间中。梅洛·庞蒂指出，对空间的认知奠基于身体。当身体识别、接受空间中的实践意义，空间本身也产生了新的实践意义。通过对男性、女性行为的规定，物理空间通过在场或不在场的运作，进行规训性生产，进一步转变为社会关系空间网络，建构性别化的身体。[14]自此，权力通过物理空间的规划、熟人社会的监督、身体行为的管控，将权力话语、性别意识转化为认知主体意识中的构造，成功使各主体将性别分工体制内化。
总之，建国前的夹江县是个体—家庭—村庄集体三位一体的社会。性别分工秩序根植于乡土社会的父权制话语体系，父权文化通过技能定义和分配维持着集体的生存之根和意识之根。作为基本生产生活空间的家庭内的性别分工维护着既有的话语体系，再生产稳定的空间秩序。作为集体生产生活空间的村庄的性别分工，虽然属于家庭外的空间，但与家庭分工密切相关，如邻里互助时的男女分工等，再生产了稳定的村庄社会秩序。对于传统村落来说，父权制体系下的两性劳动分工具有正功能。在无其他主体介入的情况下，已有的性别分工有效维护着家庭的团结和家庭功能的稳定发挥。[15]这一时期，性别空间生产中“自然分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三条路径相交替。无论是家庭场域还是公共场域，都呈现出男性宰制的性别意识形态。通过权力对技能的构建与分工，男性空间再生产并在空间实践中完成性别规训、实现主体内化。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性别不平等因时而化的空间秩序与两性分工
1.夹江县社会空间样态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力介入纸张的生产活动和销售市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发展成为大政方针。1950年，新政府实行“以粮换纸”，想要管控造纸业。1953年，三大改造时期，将家庭小作坊改造为国有造纸工厂，开始实行集体化，重新分配竹林、浸泡池、干燥墙等基础设施资源。1958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粮食普遍减产，出现大规模饥荒。随着粮食供应的反复减少或增多，纸张生产一度处于消退、恢复的处境，造纸业被迅速侵蚀。
在国家进行手工业改造的过程中，遇到了传统手工业从业者的抵抗，因此，呈现出国家权力和村庄集体权力在造纸行业话语权的更迭样态。建国后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男尊女卑”的性别分工模式时而恢复、时而解构。这段时期，夹江县处于社会样态迅速变迁的阶段。从手工业社会向半工半农社会转向，虽然仍处于公、私二元空间格局，但公、私领域的边界有所变化。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公私完全互嵌型空间属于同质性空间，造纸业以私人作坊为主。而建国后，家庭虽然仍为公共空间而服务，但公、私领域的边界开始明晰，空间向异质性空间转变，私人作坊与工厂并存，手工从业者向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伴随去技术化，劳动领域完全脱嵌于家庭领域。原属于家庭或村庄集体的造纸材料、设备等集体的经济空间权益沦陷，国家权力在劳动领域中占据话语权。此外，伴随去技能化过程中各主体的对抗与妥协，造纸依托的生产空间形态在私人作坊、国有工厂间更迭。家庭领域内的生活空间形态变得隐秘。
2.两大权力在性别空间展演中的张力
在从家庭经济向工厂经济变迁的空间拆解过程中，国家权力和传统家族话语权媾和，生产出建国后的性别分工体系。自计划经济时期起，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大力宣扬男女平等，在制度上保证女性能够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就业权利。[16]因此，在以合作社为主的集体化生产中，国家权力首先构建了手工业向农业转型的社会形态，在合作社中“男女共农、男女共工”，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女性就业权利。但正如金一虹所言，即使计划经济时期女性劳动参与比例提高，但其如同“蓄水池”，需时取用，可有可无。[17]在强大的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参与合作社的劳动配置仍隐形体现着“男尊女卑”的色彩。此外，随着空间拆解中两大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当地经济实践活动不断变更。最终随着去技能化的完全实现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作为造纸行业领导主体的女性角色开始涌现，原先以家庭、村落为主体的自主生产逐渐转变为工厂生产。总之，建国后国家话语权力和传统家族话语权的张力影响着建国后两性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展演的变更。
3.去技能化过程中的两性工作重组
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依赖于对与生产有关的技能和知识的牢固掌握。新中国建成后，地方工业化是主要发展方向。基于此，有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几大领域技术控制权的争夺，实现技能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型。乡村传统手工业有很强的在地性、保守性，而去技能化带有鲜明的制度化色彩。经过去技能化，技能所有权从乡村共同体中抽离，成为公共资源。
何谓“去技能化”？一是技术能力的丧失，即国家权力机构将技能从个体手中夺取并进行工厂空间内的再分配；二是相应基础设备、原材料的剥夺与再分配，比如竹子、生产材料等；三是行业原主体的生产控制权的丧失，即打破原先的家族垄断的技能身份，将所有手工业技能所有权公开化。
在“去技能化”的漫长过程中，原先生产生活领域的两性分工模式和各自的工作内容、工作空间都发生了变化，两性都变成“无技能的个体”。首先，对于男性而言，原先所掌握的技能主导话语权丧失，成为技能的被赋予者，受饥荒情况影响，要么进入工厂，开始机械的重复性的劳作，成为工人；要么改为耕作农作物，成为农民。相较于传统社会而言，男性的技能控制权丧失，其从技能赋权空间中的主导层转变为单纯劳力空间的普通一员。其次，对于女性而言，在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中，妇女工作也在实现重组，从家庭生产和邻里互助生产领域的多重生产者转变为农民，相较于先前，工作负担有所减轻，劳动参与过程中两性平等程度提高。但从本质上看，夹江县的社会文化场域依然是父权社会，女性仍然是家庭再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性别分工仍旧受到“男尊女卑”父权文化的影响。
（三）传统村庄性别空间与建国后性别空间的交互审视
无论是哪一时期，夹江县的性别空间都呈现着“公私互嵌”特性。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空间逐步由家庭空间的演绎转移到更加公共的领域，公私结构有所变迁。在性别研究中，“公私二元论”是经典的分析框架，空间被分割为以男性为主的公共生产领域和以女性为主的私人再生产领域，有着空间区隔。然而，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村庄无法将空间划分为公、私二元对立的形态。无论是传统村庄时期还是建国后，该地都属于公私相嵌型结构，只是私领域服务于公领域的界限和内容有所不同。传统村庄中，公私领域融合的程度更深，公领域的生产目标、生产空间和生产技能完全融入私领域分布中，基于此，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性别分工媾和，强化、巩固了长时段内的村庄生产生活中的性别秩序。建国后，在国家话语权力的引导下，妇女在家庭再生产领域中的功能被强调，私人领域依旧是嵌入公共领域的一大空间，两者的利益是同一的，即通过集体化实现经济发展。在夹江县，家庭不再是秩序的基础组织，而是辅助公共目标完成的一个功能性组织。[18]
在社会变迁中，性别空间原本作为社会之根的集体意识逐渐瓦解，家庭逐渐褪去了生产功能。传统村庄社会秩序为生产生活两空间的“男尊女卑”性别秩序提供了基础，通过技能分配、身体规训，生产和延续着这一性别空间。传统村庄的性别空间有着浓厚的乡土性和传统性，家庭是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建国后，家庭逐渐褪去了生产功能，以生活功能为主导。空间内主体在空间中不仅进行实践活动，还会生产出社会关系，进一步对空间产生影响。传统村庄的集体意识和生产生活空间相互影响，是熟人社会。而建国后空间的异质性与社会原子化媾和，反映着社会关系的变迁。
总之，随着新型国家话语权力的介入，打破了以技能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秩序、生产生活模式，社会关系样态重组，原先紧密的生产共同体逐渐破除。自完全去技能化后，一代手工业从业者处于现实与经验交错的异质空间。在多种主体交互影响下，性别分工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仍存。
五、总结与反思
综上所论，物理区隔空间、权力话语与作为符号的技能，三者媾和，在日常实践中生产着性别表征空间，将性别特征嵌入空间关系场域中，嵌入夹江县的社会结构与生产生活秩序。夹江县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家族核心往往是男性，男性宰制一切，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始终处于一种“边缘”位置。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空间模式演化的分析，归纳如下两点。
第一，夹江县的空间秩序以家族社会背景为基调，父权制影响深远。在亲属关系社会中，性别角色观念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根植于传统文化对性别的社会规范。技能、生产是集体的，而非个人所有。何为核心技能，由谁传承取决于族群社会的秩序。传统文化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形塑、内化个人的性别角色、职业期望。整个演变过程是历史、制度、观念、技术、现实社会等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建国后的两性分工也有着浓厚的父权文化色彩。总之，无论是哪一时期，父权文化传统都起到主导作用，导致了女性的边缘地位。
第二，性别空间生产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各主体不断进入、塑造、退出空间的过程中，空间、技能、权力三者媾和，共同构建了性别空间秩序。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父权社会通过技能赋予、身体规训、空间区隔等生产了夹江县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性别意识。空间、技能、权力都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并相互映射，巩固着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从族群技能继承、决策话语、相关仪式都可以看到男性的主导秩序。日常实践中，男性掌握的技能优势成功构建其在以技能为核心的自致型村落中的话语地位。通过自然而然的体力优势建构和构建起的人力资本差异，导致了两性在造纸生产中的性别差异，体现了父权制社会、家庭对个体的性别角色期待，并不断内化为个体自身的性别角色认同。基于此，通过三重建构，夹江县性别劳动分工生成并不断延续，体现着深刻的结构二重性。
不难发现，性别分工是客观因素和主观意识共同构造的产物。通过空间性别操演，不同主体形成了规训心理，遵从父权社会的社会角色设置和规范。因此，空间是具有性别特征的空间、[19]是体现权利意识的空间、是主体自觉的空间。囿于时间限制，本研究是基于文献所作的分析，没有经过实地调研。故分析深度仍有待提升，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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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佳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