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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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未来的必然走向,融入全球化也是各国无法避免的经济目标,但当今已确立的世界经济体系正面临转型,全球化与民主、国家自治存在两难困境,部分国家已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如何跨越当前的全球化困境,是所有国家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认为逆全球化是他们的解决路径,但长远来看,逆全球化无法解决问题。对此,中国提出了解决全球化困境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实现世界经济的平稳转型,中国提出的“全球化+国家自治”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及全球化困境

       1、经济全球化理论

       作为全球化的一重大领域,经济全球化一直是全球化理论研究的焦点。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自由贸易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每一个民族国家不可避免要面临的经济环境。二战后美国依托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力。同时米歇尔·费里德曼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掀起了对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新高潮。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方面分析经济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则为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运行提供规则保护。在其经济全球化理论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在资本的本性中包含着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趋势,并从国际分工、世界自由贸易市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等多方面视角阐释经济全球化思想,强调国际分工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物质基础,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国经济地位与关系也为国际分工提供经济导向;明确提出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场所,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整体存在方式,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式基础,掩盖了资本扩张的本质;同时世界市场危机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中的极限,也是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极限[1]。里斯本小组(2000)主张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认为经济全球化呈现出的是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即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意义巨大的后果。[2]哈贝马斯(2000)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着重研究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冲突,认为:“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消减’政策。”[3]

       就经济全球化的动力问题,也存在许多理论观点。不同于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以工业文明的衍生形态——信息文明为基础的资本的集约化和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欧曼则指出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企业带来的,是从上而下的一种微观经济行为;艾德阿德·安尼南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动力共同推动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技术进步,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升缩短了距离,方便了沟通;第二,是人们有利用机会的动机,特别是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移民、投资、知识的获取等相互活动的时候;第三,最近20年来,政策自由化程度提高以及因此而发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的降低。[4]

综上,对于经济全球化理论,学者们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制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问题均有展开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从松散的单独个体逐渐成为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则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通过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等多方面的机制层层扩散,为各国国内经济带来风险与机遇。针对经济全球化的动力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多有相似点,但对主要动力的讨论,意见不一,主要集中在生产力、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政策支持这三方面。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的不同理解,也就导致了各国面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与困境时做出的不同抉择。

       2、经济全球化的困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体系愈发完善,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国际分工与资源配置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也越发加深,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也愈发全球化。除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全球化外,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民主与国家自治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降低关税贸易壁垒以形成更加自由的自由贸易市场,在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国家政策领域,也要求各民族国家进行调整以便经济全球化发展。但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国家政策涉及国内人民的公共利益和民主权利,在民族国家为融入经济全球化而调整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国内人民因经济全球化而造成权益受损的情况,同时国内对海外企业的优惠政策也加大了国内外企业的不平等竞争,这些情况会促使国内人民通过民主进行维权,从而造成经济全球化与国内民主的冲突。此外,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仍主要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也由其制定,存在发达国家优先准则,而且其对于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而言,也存在着经济、技术优势,基于此规则与秩序的经济全球化中,会出现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国家主权受损的情况。对于此,丹尼·罗德里克提出了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理论,通过阐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描述了经济全球化、民主政体和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认为一国政府只能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者之中任选两个,而无法做到三个同时选择。“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5]苏姗·斯特兰奇(1998)提出了“国家权威的消逝”,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导致国家权威的消逝,进而导致国家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职能消失。雅克·阿达(2000)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空间拓展的表现,而各国之间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疆界是资本进行世界规模积累的障碍,所以经济全球化更是一个改革、调整以至最后消除各国之间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疆界的过程。巴蒂(1998)认为经济全球化会毁灭主权国家,世界版图的联通伴随着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国际保障概念和外界观念的渗入,必将改变主权的内涵。罗伯特和赖克(1998)认为,经济全球化会挑战国家权威,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因各国的协作而形成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惯例或制度扩张,开放的成员国赖以依存的经济结构在某些领域和地域,会出现取向国际化、取向利益集团化、取向区域化的变化,从而挑战国家权威。迪特根(1999)则在此基础上归纳了民族国家主权消亡的三种看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二、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的作用被夸大,从而部分国家主权被让渡到国际机制、国际组织上。三、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因东西方冲突的结束而被削弱了。

       综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之而来的是经济全球化与民主、国家自治的三难困境,学者们从多角度研究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自治的冲突,均认同经济全球化与民主、国家自治的冲突是全球化难以跨越的困境,对此,学界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了两类争论,其一是悲观主义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无法避免的陷阱,必将加深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而乐观主义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其所带来的好处会促进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会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完善而逐渐减少。本人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民主、国家自治的三难困境并非无法跨越,需要进一步分析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内在联系,并调整、改革世界经济体系的经济全球化制度与模式,从而实现经济全球化困境的跨越,但调整、改革世界经济体系的经济全球化制度与模式并不意味着完全以世界经济体系自身发展规律为主导,而是在世界经济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的指导下,积极发挥各民族国家的理论优势,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内在联系的基本逻辑出发,调整、改革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经济秩序准则以及贸易和投资协议,建构“全球化+民主+国家自治”的经济全球化。

       (二)各国当前应对全球化困境的全球化道路

       面临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困境,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选择了逆全球化道路。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现象。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国内普遍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霸权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对国内企业政策从原来的鼓励企业进行全球化跨国经营转向鼓励企业回国发展,并通过财政措施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美国本土。英国脱离欧盟,不仅影响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冲击,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困境,提出了中国的全球化实践路径并付诸实践,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为经济全球化探索新的世界治理模式,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发展模式转型,助力各民族国家跨越经济全球化困境。

       (三)中国的全球化路径选择: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发起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于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凭借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服务于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全球化困境,本质上是由于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与模式所决定的,当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治理体系,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各民族国家经济化、政治的内在联系的基本逻辑,而这基本逻辑正是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民主、国家自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所以唯有改革、调整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治理体系,才能跨越经济全球化的困境,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持续发展,为各民族国家带来经济的腾飞。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立足于“全球化+国家自治”的适度全球化理论,提出的全球化发展道路。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多次提及“一带一路”倡议与经济全球化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联系,2015年3月28日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肩负着“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使命;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借用“治理赤字”来描绘当前全球化治理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即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但现有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却在下降,并针对这一问题,阐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意义。2018年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阐明“共建‘一带一路’是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调整、改革提供了创新性思路与中国方案。

       综上,本文将从经济全球化视角出发,从尊重国家主权、缓解国家内部民主冲突两方面分析讨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跨越经济全球化困境的原因及具体措施,并阐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体系调整、改革的意义,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导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彰显的“全球化+国家自治”的全球化道路的实践意义,尝试为其他国家的全球化道路提供理论借鉴。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指对各种信息传播形式的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和定量的描述与分析的研究技术。内容分析法的实质是对文献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

       1. 研究对象

       选取中国一带一路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一带一路白皮书中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文章进行内容记录,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能够跨越经济全球化困境的原因及具体措施,并探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全球治理体系调整、改革的意义。在文献资料的选择上,中国一带一路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官方媒体,其报道具有权威性,中国一带一路白皮书是专为一带一路设置的智库成果,其内容具有专业性、权威性、代表性。

       2. 抽样方式

       为获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最近进展与成果,本文选取中国一带一路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2023年“一带一路”的相关文章以及《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进行分析。对于文献内容的选择,以相关性为标准,主要抽取“一带一路”与国家民主、国家自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相关内容,并从国家民主、国家主权、全球治理体系三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与意义。

       (二)研究资料

       本文共选取了中国一带一路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2023年相关文章共20篇,并以《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为框架,梳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成果与意义。

       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分析
       (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尊重各国主权

       以美国为首的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凭借国际经济组织主导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损害民族国家的主权,挑战民族国家的权威。不同于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坚持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首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原则,各民族国家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平等参与者,全球经济事务由各国协同共商。“一带一路”倡议从蓝图规划到具体国家间、地区间的合作项目设计与实施,各民族国家与地区均是平等参与、协同共商,并且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不附带任何政治或经济条件,尊重各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其次,中国“一带一路”坚持共建原则,在地区、国家间合作中,中国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合作既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和地缘政治工具,也不是现有地区机制的替代,而是各地区、国家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行动纲领。“一带一路”坚持共建原则,是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各民族国家团结协作、相互补充的高质量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最后,中国“一带一路”坚持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坚持共享原则,即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由各参与民族国家共享,是多边主义机制下的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寻求各参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交汇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对接各方发展需求、回应各民族国家人民现实诉求,共享全球经济发展机遇和成果,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此外,中国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倡并践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理念。

       总之,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核心国家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坚持各方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各国利益关系。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带一路”倡议都坚持捍卫沿线参与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发声权益与国家主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各方实质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基础,也通过双多边沟通磋商来寻求经济优势的互补和发展战略的对接,确保“一带一路”是共同决策、共同行动的成果,坚决尊重各参与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与国家权威。

       (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缓解各国民主冲突

       以美国为首的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促进来世界财富的流动,不仅导致了地区、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也导致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进而导致国内民主矛盾突出。以美国为例,美国内部富人阶级经过经济全球化实现阶级的跨越,成为巨富阶级,但中产阶级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遭受了因本国企业外迁导致的高失业率。此外,美国富人阶层的财富大幅上升,但中产阶级的世界收入却在这二十年间停滞不前。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而美国中产阶级将此问题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并通过民主途径要求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将本土产业回流、走逆全球化道路,而美国政府为将国内矛盾外移,实行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共享原则的指导下,积极回应各合作民族国家人民的现实诉求。在“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中,各方集思广益,集中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这一短板问题,大力发展民生项目,不仅激活了这些民族国家的发展动力,也为各国人民的福利与便利,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可以十分有效的缓解各经济全球化参与国的民主冲突。其次,在大力发展合作民族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还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国家间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让各国的劳动力优势、矿产优势、农产品优势充分地体现出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国际经济发展拉动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助力本土企业发展,让各国人民能够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后,“一带一路”倡议坚持技术共享,与各参与民族国家共享最前沿技术成果。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十多年间,中国已经与8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将最前沿的技术成果与各参与民族国家分享,知识与技术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驱动力。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鲁班工坊”、“一带一路”高级研修班等进行中外职业教育合作,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提供技术支撑和高级人才培养。技术与人才的双重加持,可以促进“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高质量合作,也提升各参与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与发展优势,这些都为各国人民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提供了重要保障,能够有效缓解各国民主冲突。

       如果全球各国都能秉持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携手合作、共享成果,共同应对挑战,那么全球不平衡的问题就能得到显著缓解,逆全球化的声音也会随之减弱。面对国际形势的不断演变,世界各国需要相互依存,必须坚定不移地追求合作共赢,建立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这样才能让各国人民充分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提升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同时,这也有助于世界各国有效应对全球化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朝着更有活力、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总之,作为一项旨在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构建一个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让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强化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带动地区经济整体提升,实现共同富裕。

       (三)中国“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新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与政策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国际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中国同“一带一路”各参与民族国家贸易往来不断深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不仅给相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沿线参与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进而推动了新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各方共同协商、平等参与、合作共赢,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以往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零和博弈思维,推动了全球经济多边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交流,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新动力与新模式。这有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有助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建设通过加强区域安全合作、促进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努力,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也带来了新型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互联互通;二是注重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是推动金融合作;四是加强产能合作;五是深化科技创新合作。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丝绸之路”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全新的合作理念和合作模式。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丝路精神,是古代贸易与文化繁荣的象征。在现代社会,这一精神内涵更加丰富,成为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助推器。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与专业论坛,加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了解与认同,增进友谊,推动世界各国在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还积极以开放的视野推动沿线参与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赢。跨国合作不仅限于传统的经济、贸易领域,更涉及创新型产业、环保、新能源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合作。采用市场运作模式,以投资带动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发展,实现理念与模式的输出和传播。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平台。通过携手共进、互利共赢,以“丝路精神”为引领,凝聚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携手迈向全面繁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道路上。未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它将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拉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四、总结与反思
       (一)总结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遭遇发展困境,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改革。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普通的参与者到如今的引领者,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了中国智慧。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重点在于“一带一路”倡议背后蕴藏着的理念。即以人为本、和谐共生。正是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维护和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参与民族国家的民生福祉,提升各民族国家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缓解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从源头上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和谐共生的理念,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指导思想,从而指导“一带一路”倡议尊重国家主权,推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中国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倡导对话与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许多国家纷纷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更有助于实现全球经济的更加平衡、可持续发展,进而跨越经济全球化困境——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

       (二)反思

       在本文的研究与分析过程中,也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在本文分析的第二部分,虽然笔者试图全面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缓解民族国家内部民主冲突方面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到的资料论述非常复杂,并且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经济全球化道路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缓解民族国家内部民主冲突的过程中,我们仅仅选择了部分参与该倡议的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而忽视了发达国家的民主冲突。然而,就发达国家的民主冲突而言,部分发达国家实行逆全球化路径,将国内民主冲突完全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这种做法将大大减弱“一带一路”倡议对民主冲突的缓解作用。更甚于部分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秉持敌视、反对态度,这也让”一带一路“的优势力量无法正常发挥。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全球化困境概念的界定和解释还不够准确和清晰。全球化困境具体表现为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但其本质上全球性产品供给不足,而这些问题是由于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在本文的探讨中,对于“一带一路”跨越全球化困境的表里问题的因果分析不够明确,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思考。此外,还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如何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增加全球性产品的供给,跨越全球化困境。

 

五、参考文献

[1] 钱晶晶.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2019.

[2]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 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 张谊浩,陈柳钦.当代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综述及其反思[J].山东经济,2005(01):12-16+33.DOI:10.13962/j.cnki.37-1486/f.2005.01.002.

[5] 葛浩阳.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真的不可能吗——对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理论的批判性考察[J].社会科学文摘,2019(09):23-25.

 

程慧莹

2024年4月27日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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