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建设视域下单位社区治理中的集体主义精神研究——基于重庆市国企工厂社区的案例分析

        一、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数字与智能技术使得信息快速流动，极大的拓展了社交的边界，改变了人们的人际互动模式与社会关系，技术嵌入到社会之中，影响着社会结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情感，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了智能社会时代。数字与智能技术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的变革，还推动了中国数字社会建设，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接触到数字技术本身，但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2年5月22日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8项重点任务，到2035年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民共享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已经踏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党上下要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努力奋斗^[2]。现代化的推动与数字化和智能化密不可分，当今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无论是城镇社区的智慧社区建设，还是数字乡村的建设和治理，都离不开数字化、智能化。

       城镇社区不仅是城市社会组织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是我国基层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社区治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乎民生，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重要性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提高。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已迈入了新阶段，居民的有效参与是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关键一环，居民的参与需要以成型的组织和事件为载体，但现今大部分社区中居民的参与度较低，除居委会等正式社区管理机构外，其余多为文体娱乐休闲类组织，以居民为代表的自组织存在感较低，居民自组织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小，且社区中的居民对其认同感较低^[3]。

城市中的有许多上世纪建立起的小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发展经历大规模拆迁之后，旧城发展转向了保留式改造，许多社区的基础设施老化，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老旧社区的再改造需求凸显出来。且部分老旧小区为六七十年代创立的国有企业搬迁之前的单位大院，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精神文化，现居住户也多为企业的退休员工，有着一般社区不具备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荣誉感。

       那么，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单位社区的集体主义精神如何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心，同时也是本研究讨论的核心议题。

       （二）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单位社区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通过对重庆市国企工厂社区进行分析，从单位社区集体主义精神这一全新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困境，并为我国社会建设提供一个新路径，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基于中国目前的基层治理现状，通过对案例重庆市国企工厂社区展开调研，了解我国独有的、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单位社区治理现状，探讨社区的集体主义精神如何促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提高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以建构社区共同体，拓展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在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

       2．现实意义

       现代理性不断发展，“邻居”这一初级社会群体逐渐衰落，人们之间的情感淡薄，许多城市社区趋于形式化居住区，社区认同感与互助精神双缺失，本研究对社区的共同体建构进行分析，社区共同体有助于重塑居民价值共识，为解决社区治理困境提供新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智慧社区建设的相关界定

       社会治理理念关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近年来，数字与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社会治理方式引入“智慧+”，智慧城市建设兴起，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研究和实践的衍生，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智慧社区是在数字与智能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社区管理新理念和新模式，是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旨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境，从而形成基于信息化、智慧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新的管理形态的社区；通常涉及智慧楼宇、智慧家居、智慧医院、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4]。

       “智慧社区”这一概念是由国际通讯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在1992年正式提出，并组织了相关的智慧社区运动^[5]，在2008年，美国的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理念，后又提出了“智慧城市”这一概念，以应对金融危机、发展经济，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智慧革命^[6]。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也迅速开展了“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最初主要以完成社区物理空间互联网接入及智能设备铺装等硬件建设为主，在政府的推动下逐步完成从物理空间、信息惠民到提升政务服务和治理水平的全方位升级，将智慧民生看作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向^[7]。智慧社区强调社区地域空间边界的相对清晰性，搭建国家城市管理数据信息平台，促进居民智慧生活，完善基础设施实现智慧生活。而在技术赋能的智慧社区建设路径主要表现为“互联网+”思维的融入，“互联网+”思维的实质是分享与融合创新，将智能技术与其结合、相互渗透融合，实现信息技术带来的普惠。目前我国仍处于建设初期，停留在互联网的接入阶段，止步于“+互联网”，未完成数据红利的转换^[8]。

       （二）数字时代下社区治理的研究现状

       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石，社区是透视社会的研究范式与切入点，学界有关城镇社区的治理研究集中在社区服务、社区民主、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四个议题^[9]。由于现代化进程加速与单位制解体、人口快速流动，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以往的社区结构崩塌，社区异质化、社区居民原子化、碎片化加剧^[10]，当前我国社区治理成本高，治理效能低，再加上传统治理体制下以国家为主导的观念根深蒂固，导致居民自治力匮乏，过度依赖政府，其他治理主体缺位。

       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具体形式便是社区，将社区看作是人民需求的产物，它通过汇集情感积极地提升人民的幸福感，鼓励交流和融合；困难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形成抵御风险的共同体，当情况有所好转时人们便不再重视责任和情感，这就需要政府弥补其“道德缺陷”^[11]。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有研究者将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结合起来研究，关注互联网与邻里社区的结合，这种“互联网＋社区”的形式促发了社区居民通过网络空间进行信息分享和沟通活动^[12]；虚拟社群作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有着不同于实体组织的运作逻辑，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有助于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13]。

       在研究社区治理与社区新媒体方面，数字技术为居民互动提供了新平台，将社会学和传播学结合起来讨论，数字平台构筑了可微观可宏观的叙事系统，处理日常事务，传播地方知识，大家一起讨论各类社区治理话题，可以加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从中找到参与感。同时，通过新媒体平台，搭建新型的社会网络，共筑居民日常话题和交往的社区属性，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美国南加州大学学者鲍尔—洛基奇提出的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分析了社区中叙事资源网络和叙事者，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系统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产生，是人们产生社区认同的基础结构，居民通过进入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系统，加强情感联结，推动社区参与度，提高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4][15]。

       （三）单位社区向后单位的转向

       单位社区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承载计划经济时期历史记忆和空间格局的一类过渡型社区，具有数量多、面积大、人口多的特点，极具中国中国本土特色。随着社会转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城市社区组织逐渐与单位组织分离，单位大院逐渐走向了消解，但其传统场域并未走向消解。大批的单位社区向现代社区体制转型，既有的社会治理机制和利益联结形式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出现了诸多治理新问题和新矛盾，“单位时代”向“后单位时代”转变^[16][17]。

       刘博、李梦莹对“后单位社区”作出了界定，即大型国有企业社区由单位管理方式转向独立运作的社会管理方式, 而转向由社会管理的社区依旧保有传统单位体制的政治授权、身份认同和资源依附的基本样态, 社区内部各参与主体在传统惯习和市场化的角力中建构起独特的行动逻辑；“单位制”的退出，意味着“单位人”被推出了传统再分配体系下的庇护，社区需要扛起三线企业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重       任来维护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区治理的系统化、专业化以及成熟化^[18]。

在单位社区向后单位社区的转变过程中，曾以业缘为纽带的同质化社区成员向多元化转变，同时还呈现出老龄化、底层化等趋势，原本高度凝聚于单位的共同体解体，社区凝聚力消解，个体归属感减弱^[19]。

       （四）作为文化资本的集体主义精神

       我国传统社区情感黏性较强，以血缘、地缘、业缘和宗教为纽带，是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区满足了社区成员在身体、心理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需要，个人与社区是互嵌的，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单位社区同样是一个基于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熟人社区^[20]。

       单位社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资本，可以将其转化为基层治理中的文化资源，单位社区的建筑代表了历史记忆，红色基因与集体记忆共建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单位成员与单位社区共筑单位文化。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地方性往往与本土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直接相连，形成了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构建；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单位大院所具有的文化资本，社区成员对单位大院文化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换为对大院，即社区的归属和认同17。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况，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中央政府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即“三线建设”。经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门的反复论证后，将东部沿海等在战争爆发时最先、最易遭受打击的地区划为“一线”地区，而可以实现战略纵深、不易在战争时期首先受到打击的我国中西部内陆腹地地区称之为“三线”地区，包括川、贵、云、陕、甘、宁、青等13个省、自治区，介于二者之间的地区称之为“二线”地区^[21]。基于这一历史背景，三线企业社区可以称为国家集体主义精神最浓厚的地方之一，这些国企工厂的职工都有一种为国献身的自豪感和价值高度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参与社区事务的模式都渗透着集体主义精神。随着国际局势稳定，国企解散、搬迁，这一批职工将以前建设国家的热情投入到社区服务之中。

       （五）文献述评

       随着技术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转型，迈入了智能社会。我国的社区建设和发展较为依赖政府推动，行政色彩浓郁，社区建设进程处处有着国家主导和政府助力的痕迹，居民自治的参与度低。有关智慧社区的建设，大多聚焦于地域视角与仍停留在浅显层面的“互联网+”，在地域空间视角下的智慧社区建设，人与社会关系和交往模式信息化、数据化；虽将“互联网+”纳入了社会治理方式，但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创新，停留于“传统社区+互联网”的初始阶段，或线上/线下社区的分裂发展阶段。

       在需求多元化、治理复杂化、风险全球化与个体原子化的背景下，社区治理面临治理主体、治理理念以及治理能力碎片化困境；“家庭本位”是我国的传统思想，但随着现代社会变迁，“家本位”逐渐缩小到“家庭”单位，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也遵循着缩小了的“家本位”原则，社区的文化基础断裂，从而导致居民间缺少信任基础与情感衔接，制约社区治理效能的发挥^[22]。后单位时代，应该回归“社区本位”，建立在对我国社区独特历史发展背景、社区结构分析以及数字化时代社会发展新进展的基础上，而非局限于地域空间上和信息技术纳入治理创新上。

       如今社会各界都注意到社区居民自治积极性较低，过于依赖政府，学界的研究也多聚焦于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等方面，较少有研究者关注到社区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也少有学者将其与智慧建设相结合。因此，本研究期望将社区的集体主义精神纳入考量，研究单位社区的特殊性对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借鉴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视角

       本文的理论视角为共同体理论，该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滕尼斯最初将其阐释为“基于如本能的情感、习惯、记忆等自然意志(natural will)之上形成的有机统一体”，认为共同体是一种由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应具备集体规范、集体意识与共同情感这三个基本要素^[23]。从本质上来看，共同体的建立都存在着享受和劳动的某种不同和分配，产生着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占有和享受对方的劳动成果，同时以他人去占有和享受共同体的公共财产。

       本研究尝试从共同体理论视角出发，对案例重庆市国企工厂社区深入研究，分析在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相结合下，工厂社区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如何建构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调动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促进社会治理。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1．研究思路

       本研究在阐明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法，对重庆市H工厂的单位社区进行分析，探究社区集体主义精神在社区能人、老年活力和文娱自组织三个方面的影响路径，以求拓展当前社区治理方法，破解治理困境，调动居民参与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2．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重庆市国企工厂搬迁之前的单位社区——T社区、S社区和C社区作为研究案例。因三线建设，曾经重庆市主城区有许多大型工厂，国际形势稳定后，因城市建设或其他原因，这些工厂大多将厂址迁移到其他地方，而搬迁之前的旧厂址在重庆市主城区均有相应的单位社区，退休的员工选择留在原社区，访谈对象即为T社区、S社区和C社区里工厂的退休员工住户。

       3．相关概念及界定

       （1）智慧建设

       智慧社会建设兴起，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的“子系统”，是指充分利用数字与智能技术为社区居民创造便利舒适、智慧化的生活环境，从而形成信息化、智慧化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新兴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主要由城市化、技术化和社会治理三种理念推动，城市化理念关注地域空间智能化，致力于社区物理空间智能硬件建设，以期达到未来数字化城市建设要求，国家是其主要推动者。技术化理念强调 “互联网+”思维的融入，分享与融合创新，各种互联网企业和技术公司是推动主力。社会治理理念关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引入“智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通，国家与地方社会是其积极推进者。

       （2）单位社区

       单位社区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一种产物，是计划经济时代与城市单位制组织相配套的社会制度安排，它是单位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配置，为单位体制内的人设置的日常生活空间，极具中国本土特色^[24]。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单位逐渐解体，以及在住房商品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推动下，曾经长期在中国城市中存在的单位社区走向解体，曾经的单位社区转变为一般社区。

       （3）集体主义精神

       集体主义通常与个体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集体主义倡导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主张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关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正确理解。而“集体主义精神是指一个集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集体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集体的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25]。集体主义精神强力排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对立，主张以集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提倡社会的团结，注重集体观念和凝聚力的提升，以此实现社会的协调运转与和谐有序^[26]。

       （三）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多案例比较研究法。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案例研究多用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假定存在的联系，基于现实情境研究正在进行的现象，待研究的现象与其所处环境背景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27]本研究选择“最相似案例”，对T社区、S社区和C社区三个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及系统的资料分析，对案例社区治理方式与社区能人和自组织等现象进行了深度考察，总结出社区集体主义精神对社区共同体形成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当下所面临的严峻问题。T社区、S社区和C社区的时代背景相似，均为国企老厂搬迁或破产之前的原单位社区，均为重庆市的重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2．资料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重庆市T社区、S社区和C社区，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入访谈等资料收集方法，通过查阅地方志收集重庆市国企工厂社区发展，与社区工作者取得联系，了解社区治理工作现状，对3个后单位时代国企工厂社区、30余位社区居民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四、案例分析——国企工厂自治路径

       60年代的中国周边国际关系紧张，面临多方的军事压力，国际形势复杂。于是我国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军工企业是强大国防力量的保障，是国家安全的支柱，我国西南地区以盆地、丘陵地形为主，多高山河流，能够满足军工企业 “分散，隐蔽，靠山，必要时进洞” 的重要选址要求。

这些国企老厂的时代背景较为特殊，是国家保密的军工企业，工厂社区原为军工企业的职工家属区，属于典型的单位制社区。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转型，单位制体制改革，“单位制”转型为“街区制”，“单位包办”不再存在，以往的职工家属区也由单位移交给了街道管理。

       （一）凝聚共同体：社区能人为先锋

       S社区是典型的单位制社区，它的发展经历了军工建设、工厂搬迁、企业衰败、社区重组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2004年，长期经营不善的工厂宣布政策性破产，随着单位的退出，留下了一大批被“弃管”的退休老职工，居民难以适应这种转变。

       “社区没得人来管理的了，我们生病没得人管。以前生病，我们工会主席就晓得，就会提着鸡蛋去。都会把这些安排好。结果一退休，啥子都没有了。你想啊，我们这几十年的军工企业，突然砍断。好寒心，接受不了，又没有得到钱...”

（被访者 “退管会”主任W先生 中共党员）

       W先生是S社区的能人代表，在原国企工厂担任职代会副组长、职工代表大会福利委员会副主任、分房领导小组等，是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老党员。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被激化，居民诉求未得到回应和解决，退休职工选择了到政府门口静坐、堵路。同年3月份，在政府部门与退休职工的共同参与下，时任街道人大代表的W先生代表原厂退休老职工提出了九条意见，第一条便是成立“退管会”。在原厂破产到社区重建，再到“退管会”的成立这一过程中，W先生的社区能人地位逐渐凸显出来。

       “熟人社会”中，居民对“工厂人”、“工厂精神”具有强认同感，在上文提到的“堵路事件”中，W先生正是以这一强认同感与集体行动能力为依托，与政府展开博弈，一边劝阻现场堵路的居民，一边又告知居民“要放走消防车、救护车”，“默许”居民的堵路行为，看似矛盾的双方关系，实则是以共同目标为导向的关系。在这场特殊的博弈中，W先生巧妙地利用了自身的熟人网络优势，在街道基层政府的领导下，提出成立半官方半社会组织的“退管会”议案，满足了大量退休职工的诉求，成为S社区治理中的领头人。

       每次有什么事情，该社区管的，他们不去找社区，先跑起来找我，然后我再给他说该去找哪个。因为他们认不到那些社区的年轻娃儿，就只认我。          

（被访者“退管会”主任W先生 中共党员）

       我们原来是，年轻的退休人员帮助老人。我们组织志愿者们去帮助，但是我们都老了，后面没有人来帮这些了，我们帮了七八个人，从零几年到现在帮了十几年了。我现在都71了。

（被访者 “退管会”主任W先生 中共党员） 

       虽然单位制解体，社区结构发生改变，但社区中大部分为“熟人”，租户所占比例很小，居民拥有在单位制时代共同工作和生活的经历，社区个体原子化程度相对较低。而W先生的社区能人地位是由其“熟人社会”资本与魅力型权威共同建构的；虽然在社区中W先生不具备传统的礼俗社会中亲缘与宗族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但在以往的工作较为之中，与其他退休员工建立其了密切的社会联系网络；W先生的魅力型权威来源于居民的信服，凭借其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巧妙的工作方法取得了居民的信任，并且大量退休职工重拾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多是基于对W主任的个人信任。

       社区的异质性增强，原本社区内部的横向信任关系和社会关系网产生危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自觉与热情减少^[28]。同时受现代理性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居民对于自身利益的重视远超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精神的传承受到制约，在社区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单位制社区治理的精神传承受到威胁， 出现严重断代的现象。

       面临这样的困境，可以优先发展少数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者，建构其社区能人地位，借助社区能人重塑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唤醒社区成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高度社区共同体精神的认可下，有助于促进社区能人和社区自组织自发地加入到社区治理公共事务之中，逐步将社区建设为具有特色工厂精神特色的社区共同体。

       （二）共同体枢纽：“老年协会”自组织

       T社区的老年协会成立于2014年，原由国企H工厂单位管辖，在2015年社会化移交于街道办进行管理。同年，社区居民、H工厂退休员工Z先生担任老年协会会长，对老年协会进行管理。协会下设二十余支文体队伍，包括舞蹈队、门球队、太极拳队等，协会的日常活动主要有组织各个队伍的日常训练和比赛，以及在例会上宣传党的政策和讲解社区规章制度，收集社区居民的需求与社区进行沟通交流。

       T社区老年协会不仅仅只丰富了老年人日常生活，在社区公共事物、组织公益活动与社区志愿服务方面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区也经常办活动，搞积分兑换这些，吸引老年人去社区里听听政策讲解、参加读书角、量血压这些，宣传栏里面也在讲智慧社区建设，智慧居家养老，挑的我们特钢这里做试点，一点一点建设……

       现在重庆在大力发展我们社区的“特钢精神”，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嘛，做的这些涂鸦看起来整个环境安逸多了。有时候社区有需要，我们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自发的去做这个志愿工作，基本上都是一些党员志愿者。也不是我去动员的，都是大家自觉的来做这个工作，我也是志愿者之一。

（被访者 Z先生 中共党员）

       大多数退休老年人对参与到社区建设有着强烈的热情，加之H工厂员工有着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把社区当“家”，因此T社区的各类公益活动都能看到老年协会成员们的身影。

       在我之前的那个会长，他做不下去了，因为下面的人意见都很大。他喜欢用以前在厂里的那套生产管理模式，我觉得虽然都是管理，这是这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能搞强迫，自愿参与，这样才能做到良性管理，我们都是为了社区好，生活过得好。              

（被访者 Z先生 中共党员）

       你看到的刚才坐在这里的几位叔叔阿姨，他们都是老年协会的，也是我们社区下设的几个党支部书记。每次有什么活动都是由他们去联系这些居民来开会，工作非常的热情，为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让我们社区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被访者 J社区书记）

       Z先生提到自己在管理协会时，更多的是将协会成员看作是合作共治的伙伴，而非下属，从不给予成员压力，充分下放权力，以自愿性为第一原则，认为协会的主要目的是让参与的居民都感受到高兴愉悦。在活动举办、协会管理中也会听取老年协会成员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需求，让协会成员共同参与内部事务的管理，协会的公共性特征得以体现。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65万个城乡社区，老年协会成立数量有55万个，成立比率达到85%。作为社区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老年协会在党组织与政府联系广大社区老年群众中起到了重要联结作用。老年协会作为社区基层动员与激活个体参与的重要场域，既是基层党建工作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并且已成为社区联系广大居民的重要桥梁。

       国企工厂社区共同体，从上世纪开始逐步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社区内部自发凝聚形成了强烈的共同意识，这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使得这一类型国企工厂社区拥有相较一般单位社区而言，有着更强的公共意识与更高的社区治理水平。

       目前，我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占国家总人口比重较大，老年人通常更愿意在熟悉的环境居住养老，而他们的子女更倾向于基础设施完善和社会资源多的地方，老人缺少子女的陪伴，容易感到孤独。智慧建设时代下，智慧建设、老旧的单位社区再改造让社区居民参与其中，通过社区的集体主义精神构建社区认同感，不仅可以有效改善老年住户的居住体验，满足居家养老的必备条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独居老人的情感需求，通过智慧化的普及，将数字技术融合到老年社会工作中，弥合老年人的代际数字鸿沟，激发老龄社会活力。

       （三）共同体构建：以文娱自组织为抓手

       C社区的“秋之韵老年合唱团”于1998年成立，由爱好唱歌的退休职工组成，但成立十多年来，合唱团的硬件设施不完备，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组织体系，整体处于不景气的状态。直至2014年，时任社区党支部书记的Y女士接手合唱团，并积极创新教学模式，制定学习计划，发挥志愿服务小组作用。合唱团的课堂授课方式新颖，深受居民喜爱，成功调动居民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活动参与人数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合唱团的课表由区社教院和区教委安排，每学期Y书记需要反馈教学安排表，每节课Y书记都会将课堂照片上传到区里，经区社教院考核后拨款，作为合唱团经费的主要来源。2017年，合唱团被区里列为精品课程，改名为“秋之韵乐学课堂”。

       1966年，Y书记随父母一起支援三线建设，先后在厂内任宣传组织干事兼秘书、助理政工师等，2003年退休后曾任社区居委会干部和社区党支部书记。在合唱团濒临解散、团内无经费举办活动的情况下，Y书记接手合唱团的管理。凭借对唱歌的热爱和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毅然接手。通过制度建设、发挥“关键群体”作用等手段，推动合唱团的发展，帮助合唱团实现了“从无到有”质的飞跃。

肯定是我们三线人的那种精神，就是说无偿的、志愿的为大家服务，反正比我大一辈的那些老阿姨她们很积极，都是受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比较多，所以她们还是很理解很支持我的工作，然后就把这合唱团慢慢地规范起来了。……

       其实三线精神现在是和习总书记讲的学党史的精神是相吻合的，2018年中组部中宣部已经把三线精神列为了国家民族精神了。那么说明和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井冈山精神等大型精神等等都列为了一个国家民族精神之一了。所以把三线精神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能够把它联通来讲，三线精神肯定是要传承下去的，而且是要进入历史的和史册的，共和国的史册的。

（被访者 Y书记 中共党员）

       因为特殊的历史经历，Y书记那一时代的员工都对“三线”有着不一般的感情，对“三线社区”这一共同体有着不一般的认同感，集体主义精神对他们的影响颇深。Y书记将三线的集体主义精神融入党建活动、融入智慧社区建设之中，以集体主义精神搭建居民之间的信任桥梁，建立信任依托，吸引社区内外的居民广泛参与其中；在文娱活动上领头，三线精神在C社区内部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越来越多的居民在生活中延续三线精神，对社区里工厂退休员工和社会化融入之后加入的居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合唱团能够从濒临解散的状态脱离出来，并发展为区里的特色示范课程，与三线社区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密不可分。不可否认，Y书记的个人努力和奉献精神起着关键作用，但在三线建设中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贯彻Y书记的一生，多年来与社区居民共同生产、生活的经历与三线精神共同形成了Y书记的“熟人资本”，社区中其他人对Y书记的支持是基于“三线人”这一身份认同的，基于社区共同体的。但由于老社区中的老龄化较高，合唱团也面临吸纳不到新鲜血液的困境。

       我们老年合唱团的那个年龄啊，他要降低一点，因为现在是70岁以上的有一半儿，70岁以下的有一半儿，然后50岁的基本上没有。所以说想提高一下，就把那个年龄再降低一点儿，让我吸收一些新生力量进来，但是我们小区的本身的新生力量的退休了，有好多都是五十几岁的，他就是不愿意来。

（被访者 Y书记 中共党员）

       Y书记已经68岁，合唱团中的成员年龄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也均为老一辈的歌唱爱好者，年龄结构偏大，稍年轻的退休人员不愿意加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的年龄增长，合唱团同样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现实问题，出现社区可持续发展危机，这种以退休老党员为代表的社区集体主义精神的代际联结机制正在损坏。那些未处在三线建设高潮时期的居民，对三线精神的认同远不如老一辈员工，因此如何将集体主义精神传承下去、使后人产生较强的认同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五、总结与反思

       本文基于智能时代下的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现状，以共同体理论为指导理论，对重庆市国企工厂社区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产物的单位社区，其集体主义精神构建社区共同体的路径，对重塑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社会转型给原本的单位制社区成员带来了冲击，在单位社区社会化融入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国家智慧城市的建设仍处于初步阶段，停留在智能设备的普及与完善。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位，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社区的治理水平关乎在整个社会治理，社区的治理不能只依赖于政府，社区居民的力量不可小觑。但由于工作单位的解体，人们开始流动向外寻求工作机会，受资本的影响，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追逐远大于对于集体利益的奉献，信奉个人利益优先，加之在这种社会流动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对他人没有了原先单位制的知根知底，难以建立起信任机制。

       单位社区成员集中居住的地理边界并未随着企业的破产或搬迁而消亡，而是在原有地理基础上整合“新迁入居民”而构成了新的社区样态。为了加速“新迁入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可以以文娱为抓手，发挥社区能人的带头作用，以成员之间的共同目标导向，居民在这种互动与交往中逐渐建立起社区共同意识和价值归属。人们心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对时代的信仰，对祖国的忠诚，对同伴的信任，这正是大多社区所缺少的，没有认同、没有共同的经历、没有亲缘宗族的纽带，使得社区治理的工作进程难以推进。

       本文也存在许多不多，首先，虽然是在智慧建设视域下，试图结合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社区建设来分析社区共同体的建构，但智慧建设与居民生活的融入度不高，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尚处于摸索中。

       其次，所选择的案例在社区中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独特的历史生活记忆，对社区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感情。虽然集体主义精神能够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建构，但集体主义精神的唤醒和传承较难，且推广性不强。

       最后，社区治理、社区自组织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数字与智能技术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对社会环境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随着社会发展，数字智能时代的社区治理还需要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也还有许多可以继续深挖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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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雨萌